“您当时反驳了吗？”
“反驳？”老人突然笑出声，那笑声里满是苦涩，“我怎么反驳？工长作证说我‘擅自调整设备’，安全员说我没戴安全帽——其实那天我戴了，但安全帽被砸飞了，他们硬说我没戴。主治医生最初写的诊断是‘重物砸伤导致复合性骨折’，三天后病历改了，变成了‘高处坠落伤’。”
林辰的笔尖在本子上划出深深的一道：“病历能改？”
“怎么不能？”张大爷的眼神变得尖锐，“单位来人了，一个主任，一个书记。他们进了医生办公室，关上门说了半小时。第二天查房时，主治医生不敢看我的眼睛，只说‘配合治疗，别想太多’。”
房间里陷入沉寂。远处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是养老院活动室在放戏曲，咿咿呀呀的唱腔隔着走廊飘进来，与现实形成诡异的反差。
“后来呢？”林辰轻声问。
“后来？”老人慢慢躺回枕头上，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出院时鉴定为七级伤残，单位一次性补偿八百块钱。我说我这腿废了，以后怎么活？他们说‘给你安排个轻松工作’。结果回到单位，门卫都不让我进。”
林辰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在加重。他见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但每一次亲耳听到，那些文字化的“不公”变成活生生的人、具体的痛，冲击力依然不减分毫。
“您保留了什么证据吗？”他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张大爷侧过头，眼神变得复杂。那里面有犹豫，有恐惧，还有积压了二十年的不甘心。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就在林辰以为老人会选择继续沉默时——
张大爷挣扎着坐起来，掀开枕头，又弯腰去摸床底。
那是个极其缓慢、吃力的过程。他的左腿根本无法弯曲，只能靠右手撑着床沿，整个人几乎悬空，才勉强从床板与墙壁的缝隙里，掏出一个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东西。
塑料布已经发黄变脆，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得一丝不苟。
老人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解了三次才解开绳结。剥开三层塑料布，里面是一个深蓝色的粗布包裹，布料已经洗得发白，边缘磨出了毛边。
布包打开的那一刻，林辰屏住了呼吸。
最上面是一张黑白照片——比报纸上那张更清晰些，同样是工地合影，但照片背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江畔三期七号墩全体施工人员留念，1983.10.25”。照片里的人们笑容灿烂，完全不知道十二天后，灾难会降临。
照片下面是几张折叠的纸。纸张泛黄发脆，边缘已经破损。
张大爷小心翼翼地展开第一张——是滨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历纸，抬头印着毛主席语录。诊断栏里，原本手写的“重物砸伤导致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关节粉碎”被用横线划掉，上方用不同的笔迹、不同的墨水写着：“高处坠落致左下肢骨折”。
涂改的痕迹如此明显，甚至没有试图掩饰。
第二张是事故鉴定报告的复印件，字迹已经模糊，但“操作不当”“负主要责任”几个字依然刺眼。
第三张是手写的保证书，要求张建国“不再就此事上访、申诉”，落款处有老人的手印——指印很淡，像是按印时印泥已经干了。
“这些……”林辰的声音有些哑，“您藏了二十年？”
“藏在老家灶台底下。”张大爷说，“后来老家拆迁，我搬来养老院，就随身带着。儿子说这些东西晦气，让我烧了。我没烧。”
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望向窗外：“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问。”
林辰接过那些纸张，一页页拍照。闪光灯在昏暗的房间里亮起时，老人的眼皮颤了颤，像是被惊扰的往事突然复苏。
就在林辰以为证据已经全部展示时，张大爷的手再次伸向布包最底层。
那里还有一张纸——不是病历，也不是报告，而是一张巴掌大小的便签纸，纸张更白，显然是后来放进去的。
便签纸上只有一行字，字迹潦草，像是匆忙写就：
**“马老根让我做伪证，给了我五百块。我对不起你。——王德发”**
林辰的心脏骤然收紧。
“王德发是谁？”
“当年的施工队长。”张大爷的声音轻得像耳语，“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他偷偷来医院看我，塞给我这个。他说他不敢当面说，怕被报复。那张五百块钱，他夹在果篮里，我没要，让护士追出去还给他了。”
“后来呢？王队长现在在哪？”
“死了。”老人闭上眼睛，“第二年春天，说是喝酒掉进江里淹死的。但有人看见……那天晚上，他是被一辆面包车接走的。”
窗外的麻雀突然惊飞，拍打翅膀的声音格外清晰。
林辰盯着那张便签，脑子里飞速运转。马老根——这个名字在前期的调查中已经出现过三次。二十年前江畔三期项目的材料采购负责人，后来下海经商，如今是滨江市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市政协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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