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中国大地最后的宁静。战火迅速蔓延，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这座东方巴黎，一夜之间变成了前线。
炮火声从闸北传来，震得窗户嗡嗡作响。陆依萍站在收容所的二楼窗前，看着远处升起的浓烟，心中沉甸甸的。她身后，是三十多个孩子的哭闹声，这些都是在战火中失去父母，或者与家人失散的孤儿。
“依萍，纱布不够用了！”傅文佩抱着一个头部受伤的小男孩匆匆跑来，血染红了她的衣襟。
陆依萍立刻转身：“我去仓库看看。”
这个收容所是杜飞和陆依萍在战争爆发前就准备好的。他们租下了法租界一栋三层小楼，原本想开个孤儿院，没想到战争来得这么快，这里成了战时收容所。
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杜飞和几个年轻人抬着担架冲进来，担架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伤员。
“快！医生！”杜飞喊道。
李副官的女儿可云现在病情已经好转很多，在收容所帮忙照顾孩子。她听到喊声，立刻跑去叫医生——那是陆依萍高价请来的退休军医，姓陈，已经六十多岁，但医术精湛。
陆依萍从仓库找来纱布，帮着傅文佩给小男孩包扎。小男孩大概七八岁，咬紧牙关不哭，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疼就哭出来，没关系的。”陆依萍轻声说。
小男孩摇摇头，用脏兮兮的袖子擦掉眼泪：“我不哭，我是男子汉。”
陆依萍心中一酸。战争让多少孩子一夜长大，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包扎好伤口，陆依萍下楼查看情况。大厅里躺满了伤员，有的是军人，更多的是平民。陈医生忙得满头大汗，可云和李婶在一旁帮忙清洗伤口、换药。
“怎么样？”陆依萍问杜飞。
杜飞抹了把脸上的汗和血污：“闸北那边打得很惨，好多老百姓来不及撤出来。我们救一个是一个吧。”
陆依萍点点头，去厨房准备食物。李副官正在熬粥，大锅里冒着热气。
“李副官，辛苦你了。”陆依萍说。
“不辛苦。”李副官摇头，“司令说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虽然老了，但还能做点事。”
提到陆振华，陆依萍心中一暖。战争爆发后，陆振华将陆家大宅腾出一半作为临时医院，捐出了大半家产购买药品和粮食。他自己也搬到收容所来住，每天帮着搬运物资，照顾伤员。
这个曾经威风凛凛的司令，如今穿着粗布衣裳，和普通人一样忙碌。但陆依萍能看出来，他的背挺得更直了，眼中的光芒也比以往更加坚定。
“依萍，”李副官压低声音，“昨晚又有一批药送到了，我放在地下室了。”
陆依萍会意地点头。那些药不是普通的药品，而是盘尼西林等战地急需的抗生素，是通过特殊渠道从海外运来的。收容所表面上只是救助平民，实际上也在暗中为前线输送物资。
这很危险，一旦被发现，整个收容所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但杜飞和陆依萍都认为，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
“杜飞呢？”陆振华从外面进来，手里提着一袋米，“他回来了吗？”
“刚回来，在楼上休息。”陆依萍接过米，“爸，您也歇会儿吧。”
陆振华摆摆手：“我没事。对了，如萍有消息吗？”
陆依萍的脸色黯淡下来。如萍在一个月前报名参加了战地护士团，上了前线。刚开始还有信件，最近两周音信全无。
“还没有。”陆依萍低声说。
陆振华沉默了片刻，拍拍女儿的肩膀：“她会没事的。我们陆家的孩子，没那么容易倒下。”
这话不知道是在安慰陆依萍，还是在安慰自己。
深夜，收容所终于安静下来。孩子们睡了，伤员们也在药物的作用下暂时摆脱了疼痛。陆依萍和杜飞坐在楼梯上，就着一盏煤油灯查看账本。
“粮食只够撑三天了。”杜飞皱眉，“药品更缺，特别是消炎药。”
“明天我去黑市看看。”陆依萍说。
“不行，太危险了。”杜飞立刻反对，“现在黑市乱得很，日本人的特务到处活动。我去。”
“你去更危险。”陆依萍握住他的手，“你是男人，容易被盯上。我一个小女子，反而不引人注意。”
杜飞还想说什么，陆依萍已经合上账本：“别争了，就这么定了。对了，今天老陈说，前线急需一批盘尼西林，问我们能不能想办法。”
老陈是他们和前线联系的中间人，真实身份没人知道，但每次都可靠。
“我联系一下香港那边。”杜飞说，“不过现在海上封锁很严，药品很难运进来。”
两人正商量着，楼下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三长两短，是约定的暗号。
杜飞和陆依萍对视一眼，立刻下楼开门。
门外是一个穿着破烂、满脸污垢的年轻人，看起来像个乞丐。但当他抬起头，露出一双锐利的眼睛时，杜飞立刻认出了他——这是老陈手下的交通员，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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