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春天，肖春生拄着拐杖，第一次走进军校的大门。
校门是那种老式的红砖拱门，上面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XX军校”的牌子。门口的哨兵站得笔直，看到肖春生出示的军官证时，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肖上尉，欢迎。”
肖春生回礼，拄着拐杖，一步步往里走。校园很大，种满了松柏，路是柏油的，两边是红砖瓦房。有学员在操练，喊着口号，声音洪亮。有教员走过，手里拿着讲义，行色匆匆。
这一切，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军营的味道，陌生的是身份——从侦察连副连长，到军校教员。从一线作战部队，到三尺讲台。
“肖春生？”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肖春生转身，看到一个人朝他走来。那人五十多岁，身材挺拔，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但走路的姿态，一看就是老兵。
“您是……”
“我是李振国，教务处长。”那人伸出手，“欢迎你来。看过你的档案，很优秀，军区标兵，对越反击战立功，脊柱受损还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首长好。”肖春生放下拐杖，想敬礼，被李振国拦住。
“别，咱们现在都是教员，是同志。”李振国拍拍他的肩，“走吧，带你去看看你的办公室，再熟悉熟悉课程。”
办公室在教学楼二楼，不大，但朝南，阳光很好。靠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柜，简单，干净。
“这是你的办公桌。”李振国说，“教材在书柜里，教案本、钢笔、墨水，都给你准备好了。课程表在桌上，每周三节理论课，一节实训课。理论课是《侦察战术基础》，实训课是《单兵战术动作》。有问题吗？”
肖春生看着课程表，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几个月前，他还在战场上，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现在，他要站在讲台上，把这些经验教给下一批战士。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他说。
“好。”李振国点头，“你先熟悉熟悉，下午有课，第一节，侦察三班。好好准备。”
李振国走后，肖春生坐在椅子上，翻开教材。是那种老式油印的教材，纸张粗糙，字迹也不太清晰。他看了几页，是基础的侦察理论，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但他不敢掉以轻心。他拿出本子和笔，开始备课。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写得认真。他想，既然来当教员，就要当好。不能辜负了这身军装，不能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不能辜负了沈明心。
沈明心。想到她，他心里涌起一阵暖流。是她在医院守着他，陪他复健，给他鼓励，给他希望。是她说“你站得起来，我陪你走；你站不起来，我推你走”。
是她的药，让他的腿，一点一点恢复知觉。是她的爱，让他重新站了起来。
下午，侦察三班的教室里，坐满了年轻的学员。他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腰板挺直，眼神里充满渴望和好奇。
肖春生走上讲台，放下拐杖，站定。他穿的是军装，戴的是军帽，肩章上，一杠三星，在阳光下闪着光。
“起立！”值日学员喊。
“坐。”肖春生说。声音不大，但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叫肖春生，是你们这学期的侦察战术教员。”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刚劲有力，“今天，我们讲第一课，《侦察兵的任务与职责》。”
他开始讲课。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经历。讲在云南边境的侦察任务，讲在山林里潜伏三天三夜，讲遭遇伏击时的应对，讲受伤后的坚守。他讲得朴实，但真实，每一句话，都带着硝烟味，带着泥土味。
学员们听得入神，眼睛里闪着光。他们能感觉到，这位拄着拐杖的教员，不是在念教材，而是在讲自己的人生。
下课铃响，肖春生说：“下课。”
学员们没动，直到他说“解散”，才站起来，齐声喊：“谢谢教员！”
声音洪亮，充满敬意。
肖春生点点头，拄着拐杖走出教室。身后传来议论声：
“肖教员真厉害！”
“对越反击战，立功受奖，还受伤了，真英雄！”
“腿都那样了，还来教我们，真不容易。”
肖春生听到了，没回头，但嘴角微微上扬。是啊，不容易。但再不容易，也要做。因为他是军人，是教员，是肖春生。
周末，肖春生回北京。火车上，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村庄、城市，心里想着沈明心。她昨天在电话里说，今天下午在文工团排练，让他到了直接去。
到北京是下午三点。肖春生没回家，直接去了文工团。门卫认识他，笑着打招呼：“肖上尉来了？沈同志在排练厅，二楼。”
“谢谢。”肖春生点头，拄着拐杖上楼。
排练厅里，沈明心正在排练《贵妃醉酒》。她穿着练功服，没化妆，但身段、唱腔、眼神，依然美得惊心动魄。水袖轻扬，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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