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张公之后，胡老扁回到医馆，已是后半夜。远处的炮火声未曾停歇，如同这座城市的悲鸣，一声声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头。
他毫无睡意，点亮油灯，坐在诊桌前，看着自己那双曾经只为切脉、施针、捣药而沾染草木清香的手，如今却仿佛还残留着方才那浓重的血腥与硝烟气息。
张公的命，暂时是保住了，依靠的是他精湛的医术和师门秘药。但胡老扁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反而充满了更深的沉重。
一个张公救回来了，可此时此刻，在闸北、在虹口、在浦东，在每一寸被战火灼烧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如同张公一样的将士、平民，正在流血，正在死去？他这双手，又能救得了几人？
“医者父母心”，这是他自幼学医时，师父便谆谆教诲的。以往，他理解这句话，是要对每一位前来求诊的病患，无论贫富贵贱，皆一视同仁，尽心救治。可如今，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陷入了这场空前的浩劫之中，当病患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成千上万在战火中哀嚎的生灵时，这“父母心”又该如何安放？难道只能困守在这方寸医馆，等待零星伤者上门，做些杯水车薪的努力吗？
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与无力感，啃噬着他的内心。
接下来的日子，淞沪会战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中日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在上海市区及周边郊区反复拉锯、争夺。每日里，枪炮声、爆炸声、飞机俯冲投弹的尖啸声不绝于耳。报纸上（当还能送达时）充斥着前方战况的报道，伤亡数字触目惊心。闸北化作一片火海，南市亦遭猛烈轰炸，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哭喊着涌向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内外人满为患，秩序濒临崩溃。
胡老扁的医馆，几乎彻底变成了一个战地救护站。送来的伤者不再仅仅是流弹所伤的平民，更多的是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伤员——有穿着褪色军装的**国军**将士，也有穿着杂色衣服的**保安团、壮丁**，甚至还有一些在与日军巷战中负伤的**平民义勇**。他们有的断手断脚，有的被弹片削去大片皮肉，有的腹部中弹，肠穿肚烂，有的被燃烧瓶烧得面目全非……伤情之惨烈，种类之繁多，远超胡老扁平生所见。
医馆里人手严重不足，胡老扁带着几个学徒，日夜不休地忙碌。清洗、止血、缝合、正骨、敷药……所有的金疮药、止血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他不得不一边救治，一边指挥学徒和几个自愿帮忙的街坊，大量熬制一些简易有效的伤科汤药，配制替代性的止血药粉。
血腥气、汗臭味、消毒水味、以及伤者痛苦的呻吟声、濒死的哀嚎声，充斥着整个医馆，仿佛人间炼狱。胡老扁穿梭其间，面容憔悴，眼布血丝，身上的长衫早已沾满血污，变得硬邦邦的。他几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惫，只是机械地、却又无比精准地处理着一个又一个伤患。每一次下针，每一次缝合，都凝聚着他全部的精力与医术。
然而，个人的力量，在这如同洪水猛兽般的战争创伤面前，显得如此渺小。
药材开始告急。许多常用的伤药，如三七、白芨、血竭等，价格飞涨且有价无市。租界外炮火连天，药材运输几乎断绝。胡老扁不得不翻遍医书，寻找本地易得药材的替代方子，甚至亲自带着学徒，在炮火的间隙，冒险到郊区野外采集一些具有止血消肿功效的草药。
更让他心痛的是，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完善的手术治疗和抗感染支持，即便他暂时止住了血，处理了创口，最终还是因为感染、败血症或者器官衰竭而死去。他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在自己面前逐渐失去生机，那双能起死回生的“神医”之手，却往往无力回天。这种挫败感，比任何疑难杂症带来的压力都要巨大。
这天傍晚，胡老扁刚刚为一个被炮弹震伤内腑、不停咯血的士兵施完针，勉强压下其翻腾的气血，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医馆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喧哗。
“让开！快让开！胡神医！救命啊！”几个满身硝烟尘土、军装破烂的士兵，抬着一个担架冲了进来。担架上躺着一名军官模样的年轻人，看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左侧大腿被炸得血肉模糊，白骨森然可见，用一根破烂的布条紧紧捆扎在大腿根处，但鲜血仍在不断渗出，整个人因失血过多而面色如纸，气若游丝。
“长官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被鬼子的迫击炮……”一个脸上带着稚气的小兵带着哭腔喊道。
胡老扁心中一紧，立刻上前检查。伤口极其严重，股动脉恐怕已经破裂，若非那根临时充当止血带的布条，人早就没了。但即便如此，也撑不了多久。
“必须立刻手术结扎血管！否则……”胡老扁沉声道。但他环顾四周，医馆条件简陋，根本没有进行这种手术的无菌环境和精细器械。而且，伤者失血太多，急需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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