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越看心里越沉。他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应对传染病,中央早就制定了一系列防疫政策,1955 年还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将鼠疫、霍乱等 18 种疾病列为法定传染病,要求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可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定却被打了折扣。
他又跑到外科、内科的病房转了转,发现这种情况并非肾内科独有,几乎全院都是如此。有的护士甚至因为针头不够用,会把同一个针头连续给三四个患者使用;有的医生上完厕所不洗手,直接去给患者查体。
回到肾内科的医生办公室,陈墨坐在木椅上,缓缓吐出一口气。他重生前在现代医院待了几十年,早已习惯了严格的消毒流程,如今看到这样的场景,只觉得胆战心惊。要知道,这个年代的医疗水平有限,一旦爆发交叉感染,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 ——1952 年美军发动细菌战,辽宁地区就曾因感染炭疽杆菌出现多人死亡的案例,而医院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正是传染病传播的重灾区。
他相信,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存在于协和医院。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小地方的医院,管理可能更加松散,消毒流程或许更不规范。这件事必须尽快上报,可该报给谁呢?直接报给卫生部?还是先通过医院层面上报?
想了片刻,陈墨还是决定先向医院汇报。杨院长对他一直颇为器重,而且行政院长最看重政绩,如果能由医院牵头整改消毒问题,再上报给卫生部,既能推动事情解决,也能给杨院长增添一份政绩。再者,医院内部先自查整改,也能减少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打定主意后,陈墨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开始构思汇报材料的框架。他要把发现的问题一一列明,再结合中央的防疫政策和医院的规章制度,提出具体的整改建议,比如加强医护人员的消毒培训、增加消毒供应室的人力、制定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等。只有形成正式的书面材料,才能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
不知不觉间,夕阳已经西斜,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陈墨收起纸笔,伸了个懒腰,这才想起该回中医科诊室了。
回到诊室时,里面的氛围已然十分融洽。丁秋楠和姜莉正坐在椅子上聊天,时不时传来几声轻笑,刚才的尴尬和疏离早已消失不见。姜莉的脸上多了几分血色,眼神也明亮了许多,显然是在丁秋楠的开解下,心情好了不少。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陈墨笑着问道。
见他回来,丁秋楠站起身:“没什么,跟姜莉聊聊家常。我去药房收拾东西,咱们准备下班。”
“我去吧。” 陈墨连忙拦住她,顺手接过她手里的挎包,“你再跟姜莉说说话,我去收拾就行。” 他实在不太习惯跟姜莉单独相处,倒不是心存芥蒂,只是觉得有些别扭。
看着陈墨匆匆离去的背影,丁秋楠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她心里满是踏实感 —— 今天早上,陈墨第一时间就把她叫到诊室,没有单独和姜莉见面,懂得避嫌;面对姜莉的道歉,他没有苛责,也没有敷衍,始终保持着医者的仁心;现在又主动替她收拾东西,处处体贴周到。得夫如此,夫复何求?
姜莉看着丁秋楠脸上温柔的笑意,心里也泛起一阵暖意。她原本以为,陈墨和丁秋楠会因为哥哥的事对她冷若冰霜,却没想到他们如此通情达理,不仅没有责怪她,还对她这般和善。
没过多久,陈墨就从药房回来了,手里提着丁秋楠的东西,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这是我给囡囡带的一点吃的,都是些粗粮饼干,孩子能咬得动。” 他把布包递给姜莉,里面是他中午特意在食堂多买的,想着孩子营养不良,能多补充点能量。
姜莉连忙推辞,可陈墨已经把布包塞进了她手里,语气不容拒绝:“拿着吧,给孩子的,别客气。”
三人一起走出协和医院的大门,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马路上,自行车铃声清脆,偶尔有几辆公交车驶过,车身上印着 “为人民服务” 的红字,车头是捷克产的布拉格车型,车身略显笨重,却承载着满满的烟火气。
他们走到附近的公交站,等去针织厂方向的公交车。站台上已经排了不少人,大多是下班的工人和放学的孩子,大家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列宁装,脸上带着疲惫却满足的笑容。
没过多久,一辆绿色的公交车缓缓驶来,车头上的 “15 路” 字样格外醒目。车门打开,一股混杂着汗味、煤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陈墨率先挤上去,找了个位置让丁秋楠和姜莉坐下,自己则扶着扶手站在旁边。
“同志,买票啦!” 售票员是个中年女人,手里拿着票夹,声音洪亮地吆喝着。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在拥挤的车厢里灵活地穿梭着,给乘客撕票、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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