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越看心里越沉。他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应对传染病，中央早就制定了一系列防疫政策，1955 年还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将鼠疫、霍乱等 18 种疾病列为法定传染病，要求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可实际操作中，这些规定却被打了折扣。
他又跑到外科、内科的病房转了转，发现这种情况并非肾内科独有，几乎全院都是如此。有的护士甚至因为针头不够用，会把同一个针头连续给三四个患者使用；有的医生上完厕所不洗手，直接去给患者查体。
回到肾内科的医生办公室，陈墨坐在木椅上，缓缓吐出一口气。他重生前在现代医院待了几十年，早已习惯了严格的消毒流程，如今看到这样的场景，只觉得胆战心惊。要知道，这个年代的医疗水平有限，一旦爆发交叉感染，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后果不堪设想 ——1952 年美军发动细菌战，辽宁地区就曾因感染炭疽杆菌出现多人死亡的案例，而医院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正是传染病传播的重灾区。
他相信，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存在于协和医院。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小地方的医院，管理可能更加松散，消毒流程或许更不规范。这件事必须尽快上报，可该报给谁呢？直接报给卫生部？还是先通过医院层面上报？
想了片刻，陈墨还是决定先向医院汇报。杨院长对他一直颇为器重，而且行政院长最看重政绩，如果能由医院牵头整改消毒问题，再上报给卫生部，既能推动事情解决，也能给杨院长增添一份政绩。再者，医院内部先自查整改，也能减少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打定主意后，陈墨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开始构思汇报材料的框架。他要把发现的问题一一列明，再结合中央的防疫政策和医院的规章制度，提出具体的整改建议，比如加强医护人员的消毒培训、增加消毒供应室的人力、制定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等。只有形成正式的书面材料，才能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
不知不觉间，夕阳已经西斜，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陈墨收起纸笔，伸了个懒腰，这才想起该回中医科诊室了。
回到诊室时，里面的氛围已然十分融洽。丁秋楠和姜莉正坐在椅子上聊天，时不时传来几声轻笑，刚才的尴尬和疏离早已消失不见。姜莉的脸上多了几分血色，眼神也明亮了许多，显然是在丁秋楠的开解下，心情好了不少。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陈墨笑着问道。
见他回来，丁秋楠站起身：“没什么，跟姜莉聊聊家常。我去药房收拾东西，咱们准备下班。”
“我去吧。” 陈墨连忙拦住她，顺手接过她手里的挎包，“你再跟姜莉说说话，我去收拾就行。” 他实在不太习惯跟姜莉单独相处，倒不是心存芥蒂，只是觉得有些别扭。
看着陈墨匆匆离去的背影，丁秋楠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她心里满是踏实感 —— 今天早上，陈墨第一时间就把她叫到诊室，没有单独和姜莉见面，懂得避嫌；面对姜莉的道歉，他没有苛责，也没有敷衍，始终保持着医者的仁心；现在又主动替她收拾东西，处处体贴周到。得夫如此，夫复何求？
姜莉看着丁秋楠脸上温柔的笑意，心里也泛起一阵暖意。她原本以为，陈墨和丁秋楠会因为哥哥的事对她冷若冰霜，却没想到他们如此通情达理，不仅没有责怪她，还对她这般和善。
没过多久，陈墨就从药房回来了，手里提着丁秋楠的东西，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这是我给囡囡带的一点吃的，都是些粗粮饼干，孩子能咬得动。” 他把布包递给姜莉，里面是他中午特意在食堂多买的，想着孩子营养不良，能多补充点能量。
姜莉连忙推辞，可陈墨已经把布包塞进了她手里，语气不容拒绝：“拿着吧，给孩子的，别客气。”
三人一起走出协和医院的大门，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马路上，自行车铃声清脆，偶尔有几辆公交车驶过，车身上印着 “为人民服务” 的红字，车头是捷克产的布拉格车型，车身略显笨重，却承载着满满的烟火气。
他们走到附近的公交站，等去针织厂方向的公交车。站台上已经排了不少人，大多是下班的工人和放学的孩子，大家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列宁装，脸上带着疲惫却满足的笑容。
没过多久，一辆绿色的公交车缓缓驶来，车头上的 “15 路” 字样格外醒目。车门打开，一股混杂着汗味、煤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陈墨率先挤上去，找了个位置让丁秋楠和姜莉坐下，自己则扶着扶手站在旁边。
“同志，买票啦！” 售票员是个中年女人，手里拿着票夹，声音洪亮地吆喝着。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在拥挤的车厢里灵活地穿梭着，给乘客撕票、找零。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