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犹豫了不到半盏茶的工夫，文安的眼神重新变得清明而坚定。
他站起身，将那些整理好的、关键部分用朱笔标注的新账册，连同自己汇总核对的纸张，小心地理齐，叠放在一起。厚厚一摞，抱在怀里颇有分量。
然后，他推开公廨的门，走了出去。
阳光有些刺眼，将作监衙门里人影稀疏，大多都在各自的廨舍里歇晌或处理公务。脚步声在空旷的廊庑下回响。
文安抱着账册，径直走向阎立德的公廨。
阎立德的公廨在主簿廨斜对面，门扉半掩。文安在门口停下，清了清有些干涩的嗓子，朗声道：“下官文安，求见少监。”
“进来。”里面传来阎立德平稳的声音。
文安推门而入。阎立德正坐在书案后，提笔写着什么，见他进来，放下笔，脸上露出惯常的温和笑容：“文主簿来了，可是账目整理有了进展？”
目光落在文安怀中那厚厚一摞账册上，阎立德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文安上前，将账册轻轻放在阎立德的书案一角，躬身行礼：“回少监，下官已将武德九年九月至贞观二年六月，监内存档所有收支账目，重新整理、核对完毕。”
“哦？这么快？”
阎立德有些意外，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新制的账册，翻看起来。
起初，他的目光是随意而略带审视的。但看了几页之后，他的眼神变了。
手指无意识地停在了纸页上，眉头微微蹙起，眼神里充满了惊奇和探究。
这账册的样式，他从未见过。
横竖线格划分得清清楚楚，日期、事项、收支、结余、经手、备注，各居其位，一目了然。
同一类物料，无论何时支出，都归在一处记录，累计总数、当期结余，旁边用小字算得明明白白。翻到后面，还有分类汇总，以及最终的总账。
这已不仅仅是“清晰”二字可以形容。这简直是将原本一团乱麻的账务，用一把快刀，劈斩得条分缕析，筋骨毕现！
想要查某年某月的某项开支，或是某种物料的总消耗，只需按图索骥，顷刻便得，绝无错漏之虞！
阎立德身为将作监少监，多年与工程物料、钱粮调度打交道，深知账目清晰的重要性，也饱受旧式记账法混乱拖沓之苦。此刻见到文安这套法子，如同久旱逢甘霖，心中震动难以言表。
他抬起眼，看向肃立一旁的文安，眼中赞赏之色毫不掩饰：“文主簿，你这记账之法……从何而来？老夫为官多年，阅账无数，却从未见过如此明晰简捷之法！若能推行至各部寺监乃至天下州县，于厘清账务、杜绝胥吏舞弊、节省核算人力，大有裨益！”
他甚至已经想到，将此法定名为“文氏记账法”或“贞观记账法”，上报朝廷，作为自己任内的一大政绩。至于文安，自然也要重重褒奖，此子果然每每有惊人之举。
文安平静地答道：“回少监，此法乃下官闲暇时胡乱琢磨所得，疏漏之处甚多，不敢当少监如此谬赞。今日前来，实因账目核毕之后，发现……发现一些不妥之处，不敢擅专，特来请少监定夺。”
“不妥之处？”阎立德脸上的笑容敛去，放下手中的账册，正色道，“何处不妥？”
文安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上前一步，将那些用朱笔重点圈出的账页，以及最后那张写着亏空总额的汇总纸，轻轻推到阎立德面前。
“少监请看，此处，贞观元年三月，采办南山巨木三百根，账载耗钱一千二百贯。然同期左校署修建京郊行宫，仅用去一百五十根，其余一百五十根……不知所踪。经手人记录模糊，且与库房出入记录不符。”
“此处，贞观元年十月，支付营造东都宫室石匠工钱，总额三千贯，但核验工匠名录及考课记录，实际应发数额，至多两千二百贯。余下八百贯……无明确去向。”
“此处，贞观二年春，处置一批废旧铜铁，账载变卖得钱六百五十贯。然据下官查访当时市价，那批废旧若正常发卖，至少可得九百贯……”
他一处一处指过去，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每指出一处，便翻开对应的原始旧账页作为比对，证据确凿。
阎立德的脸色，随着文安的讲述，一点点沉了下去。
起初是凝重，接着是惊愕，当看到最后那张汇总纸上，那刺眼的“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贯”时，他的脸色已变得阴沉如水，握着纸张边缘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公廨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蝉鸣，和阎立德略显粗重的呼吸声。
五万多贯！
将作监三年账目，竟有如此巨大的亏空！而他这个少监，竟然……毫无察觉！
一股寒意，混杂着被蒙蔽的愤怒，还有事态失控的惊悸，瞬间席卷了阎立德全身。他猛地抬起头，目光如电，射向文安。
文安坦然迎上他的目光，眼神清澈，并无躲闪，也无得意，只有一种沉静地等待。
阎立德盯着文安看了许久，似乎在审视这个年轻人的用心，也在急速权衡着利弊。半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文主簿……此事，你如何看待？”
文安知道，这是阎立德在探他的底，也是在给他选择的机会。他可以轻描淡写，将部分责任推给前任或下属，也可以选择彻底掀开。
他没有犹豫，躬身道：“回少监，下官以为，账目亏空至此，绝非一日一人之功。其中必有蠹虫，上下勾连，侵蚀国帑。此等行径，损公肥私，动摇国本，更负陛下信重，愧对黎民血汗。”
他顿了顿，声音更坚定了几分：“下官职位卑末，见识浅陋。然既食君禄，掌此职司，见此蠹弊，不敢不言，亦不敢不察。如何处置，全凭少监与朝廷明断。下官……唯愿账目清晰，蠹虫得除，国库充盈，方不负将作监一砖一瓦、一锱一铢。”
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既点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表明了自己秉公办事的态度，又将最终决断权恭敬地交还给了上司和朝廷，没有越俎代庖，也没有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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