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老夫子就坐在茶楼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三杯热茶。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是昨天电视台播放的采访片段截图，少年站在镜头前，木牛在箱子里突然出声，全场哄笑。
他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折好，放进衣兜。
秦先生推门进来时，看见老夫子正用笔在本子上写什么。桌上多了个文件夹，封面写着“基金会扩大计划”六个字。
“这么早？”秦先生坐下，端起茶喝了一口，“昨晚睡不着？”
“睡得挺好。”老夫子头也不抬，“就是醒了之后，脑子里全是事。”
大番薯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头发乱成一团，手里拎着塑料袋：“糖水买了！冰的还是热的？”
“你先坐稳再说。”秦先生伸手扶了他一把。
大番薯一屁股坐下，袋子放在桌角，两瓶糖水滚了出来，差点打翻茶杯。
老夫子合上本子，看着他们俩：“咱们这个基金会，做了三年，帮过十七个人，办了五次活动，账上现在有八万三。”
秦先生点头：“钱没动过，都是人家捐的。”
“但不够。”老夫子说，“前天有个母亲来找我，孩子得了罕见病，药一个月两万八。她把房子卖了，还差一大截。”
大番薯张嘴：“那……咱们能帮多少？”
“全拿出去也不够。”老夫子说，“所以我在想，能不能让基金会变大一点。不止接个案，还能设专项基金，找人一起投钱，长期做下去。”
茶楼里人声渐响，隔壁桌在聊股票。三人没动，安静听着。
秦先生慢慢开口：“可钱多了，人也杂。万一谁想借名头赚钱呢？”
“那就挑人。”老夫子从包里拿出平板，点开一页名单，“我用老办法筛过一遍，本地企业，有过公益记录，捐款金额、频率、用途都查了。剩下三个，值得谈。”
大番薯凑过去看：“这名字……一个不认识。”
“我不看名字。”老夫子说，“我看做事的方式。比如这位陈总，连续八年给山区小学送冬衣，从来不宣传，连记者问都不见。”
秦先生皱眉：“可这种人，未必愿意掺和基金会的事。怕麻烦。”
“所以我亲自去。”老夫子收起平板，“不提钱，先讲事。”
当天下午，三人去了第一家投资方公司。
前台姑娘笑容标准，请他们等了四十分钟，才被带进会议室。
负责人三十出头，西装笔挺，开口第一句就是：“如果我们出资，能不能叫‘陈氏爱心行动’？LOGO放官网首页，您看如何？”
老夫子放下茶杯：“不行。”
“啊？”
“基金会不是广告位。”老夫子站起来，“告辞。”
走出大楼时，大番薯小声问：“是不是太干脆了？好歹聊聊别的。”
“不用。”老夫子摇头，“话说到这份上，目的就不是帮忙，是买名声。走吧。”
第二天，他们见了第二家。
对方态度客气，但问题一个接一个：“你们财务审计是谁做的？年度报告公开吗？万一资金挪用怎么追责？”
秦先生一一回答，拿出账本复印件。
那人翻了几页，点头：“做得细。但我还得上报董事会，最快下周给答复。”
老夫子笑了笑：“等不起。”
回来路上，大番薯叹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钱难搞啊。”
老夫子没说话，晚上回家后打开金手指系统，重新调取数据。
他把三位潜在投资方的信息并列对比，重点标记过往行为模式、关联项目持续时间、是否匿名捐赠等字段。
最后，光标停在一个名字上：林国栋。
五十二岁，经营一家建材公司，近三年累计捐赠超两百万，其中一百五十万用于教师补助，全部通过匿名渠道转入地方教育局账户。
最关键是，去年某次洪灾救援中，他私人调派五辆卡车运送物资，全程未露面，连当地媒体拍到车标都被他主动联系撤稿。
老夫子盯着屏幕，嘴角动了一下。
第三天清晨，他带着秦先生和大番薯来到城东工业区。
林国栋的办公室在一栋旧楼三层，门牌斑驳，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两张桌子、一台打印机，墙上挂着一幅字：厚德载物。
他们等了十分钟，林国栋才回来，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拎着早餐包子。
“抱歉，路上堵。”他把包子放下，擦了擦手，“听说你们为孩子做科技项目拿了奖？”
老夫子点头：“顺便，也想把基金会做大一点。”
他没多说，打开平板，播放了一段视频。
画面里，少年按下启动键，木牛亮灯说话，演示避障巡逻，最后自动回充。评委鼓掌，台下欢呼。
视频结束，屋里安静。
林国栋看了很久，抬头：“这孩子……是你带的？”
“他是自己长出来的。”老夫子说，“我只是没挡住他的光。”
林国栋笑了，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叠资料：“其实我一直在找这样的项目。不想搞那种发钱拍照的慈善。我想帮的是能自己站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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