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子回到公司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去食堂，直接拐进技术部的会议室。灯还亮着，几个人围在投影前，正回放白天峰会的录像。
“讲得真稳。”一个年轻工程师说，“尤其是你说‘伦理不是刹车’那句，我录下来当手机铃声了。”
老夫子摆摆手，“别搞这些花活，重点是后面的事。”
话音刚落，手机震动。行业会议组织者发来消息：“今天现场反响很好，我们决定启动行业技术伦理协作平台筹建工作，希望贵部门牵头。”
办公室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一拍桌子站起来，“咱们成标准制定者了？”
“别高兴太早。”老夫子打开金手指，调出三年来的决策日志，“刚才那一番话能站住脚，是因为我们真做过这些事。要是光说不练，现在就被人掀台子了。”
他点开一段记录：两年前，某大客户提出合作方案，利润可观，但数据使用边界模糊。技术部集体投票，否决。
又翻到另一条：AI识别系统测试中发现偏差，团队主动叫停上线，耗时三个月优化算法，损失千万订单。
“你们当时吵得很凶吧？”有人问。
“吵。”老夫子点头，“有人说我们太理想主义，放着钱不赚。可后来国际客户主动找上门，点名要这套经过验证的系统。”
屏幕上的数据静静滚动。没人再说话。
第二天上午，行业峰会闭门会谈如期举行。深灰套装的组织者坐在主位，开门见山：“我们计划成立技术伦理委员会，目标是制定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框架。初步设想，由贵公司技术部主导筹备。”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随即，一位来自竞争企业的专家冷笑一声：“你们敢做，是因为还没真正面对过生死存亡的抉择。等哪天现金流断了，看你还讲不讲伦理。”
老夫子没动气。他把金手指同步的日志投到大屏上，一条条列出来。
“这不是选择题。”他说，“我们不是在牺牲利益，是在筛选客户。那些愿意为长期安全买单的，才是我们的目标用户。”
他顿了顿，“再说，真到了生死关头，靠违规操作续命的企业，我见过不少。活下来的，没几个。”
台下有人点头，也有人皱眉。
组织者看向技术部代表：“你们内部是怎么统一意见的？”
“开会。”老夫子答得干脆，“每周一次伦理评审会，所有项目过筛子。谁有异议都可以说，最终投票决定。我们甚至给实习生一票否决权。”
“实习生？”
“对。”他指了指后排坐着的一名年轻女孩，“上个月就是她发现问题，拦下一个边缘项目。”
女孩脸红了，低头笑了笑。
组织者若有所思，“这种模式……能不能推广？”
“能。”老夫子说，“但我们不能自己说了算。规则要是只听一家的，迟早变味。”
他转向技术部首席架构师——一个常年板着脸、以较真出名的男人。
“让他去。”老夫子说，“他是最反对激进推进的人，也是最懂技术边界的人。”
那人愣住，“你确定？”
“确定。”老夫子看着他，“你要去，不是代表我们，是代表所有可能被规则误伤的技术人。你得盯着，别让这东西变成束缚创新的绳子。”
会议室一片寂静。
组织者缓缓开口：“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既懂技术，又能跳出利益看问题的人。”她看向那位架构师，“您愿不愿意参与？”
男人沉默几秒，点头：“我可以试试。”
散会后，老夫子走在回公司的路上。车窗外城市灯火流动，车内很安静。
手机响了。大番薯发来语音，背景嘈杂，像是在机场。
“老大，这边客户觉得我们太较真。”他的声音带着困惑，“有个订单差点谈崩，就因为不肯开放用户行为追踪权限。他们说别的厂商都能通融，咱们是不是太死板了？”
老夫子按下回复键，语气平静：“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不做生意，是选择做什么样的生意。”
语音发完，他靠在座椅上，打开金手指，把今天的会议内容归档到“组织能力建设”模块。
屏幕上跳出提示：是否标记为“可复制经验”？
他点了确认。
系统自动分类，生成摘要，并推送给海外团队和秦先生负责的公益项目组。
车子驶入地下车库。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他收到组织者最后一条消息：“筹备组名单已提交，您推荐的人选获得一致通过。下一步将召开首次联席会议。”
他没回复。
回到办公室，墙上的电子钟显示晚上九点十七分。他打开新文档，标题写的是《技术伦理委员会初期运作建议》。
敲了两行字，停下。
转而新建一个表格，列出未来三个月需要跟进的重点事项：人员培训、案例库建设、跨企业试点安排……
正输入着，手机又震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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