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天，俞春花把自己熬成了陀螺，围着病床上的母亲连轴转。天刚蒙蒙亮，她就顶着满眼血丝起身，端来温热的水帮母亲擦脸、擦手，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易碎的瓷器；早餐要盯着护士站的营养配餐，再额外煮一碗软烂的小米粥，吹凉了一勺勺喂到母亲嘴边；夜里母亲频繁起夜，她不敢睡得太沉，往往刚合眼，就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连忙起身掖被、递水，一整夜下来，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
可她拼尽全力的照料，在母亲眼里却处处是错。刚喂进去两口粥，母亲就猛地偏过头，粥汁顺着嘴角淌下来，她皱着眉，语气里满是嫌弃：“你会不会喂？烫得我舌头都麻了！这么大人了，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俞春花慌忙拿纸巾擦干净，低声解释“我吹过了，以为不烫了”，话音未落，就被母亲狠狠瞪了一眼：“以为？我看你就是不上心！要是你大哥在，肯定比你细心一百倍！”
那些话像带着尖刺的鞭子，一下下抽在俞春花心上。她垂着眼，指尖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连呼吸都带着疼。她想反驳，想问问母亲，这些天是谁寸步不离地守着她，是谁跑前跑后地缴费取药，可话到嘴边，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她怕自己一开口，积压的委屈就会决堤，惹得母亲动气，耽误了病情。
可委屈越是憋着，就越像藤蔓一样在心里疯长。她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鸡蛋永远是五个哥哥的，她只能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过年的新衣服，母亲先给哥哥们买好，轮到她，不过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改的；就连她发高烧躺在床上，母亲也只是匆匆摸了摸她的额头，就忙着去给放学的哥哥们做饭，嘴里还念叨着“女孩子家体质好，扛扛就过去了”。
那时她总安慰自己，等母亲老了，自己多尽孝，总能暖热她的心。可如今母亲卧病在床，最需要人依靠的时候，那五个被母亲捧在手心里疼大的儿子，却一个个成了“缩头乌龟”。
前几天她实在撑不住，给大哥打了电话，语气带着恳求：“哥，妈这边离不开人，你能不能来替我半天，我想回家换身衣服，洗个澡。”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大哥不耐烦的声音：“我这忙着收庄稼呢，走不开！你再坚持坚持，等我忙完这阵就过去。”说完，不等她回应，就匆匆挂了电话。
她又打给二哥，二哥的语气更敷衍：“我家孙子刚上小学，每天得接送，哪有空去医院？你是女儿，照顾妈不是应该的吗？别总想着麻烦我们。”
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得到的不是推脱，就是指责。她握着手机，站在医院走廊的窗边，看着外面来往的人群，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她浑身发冷，比寒冬腊月的冰水还要凉。
有天中午，同病房的阿姨家属送来一篮水果，人家女儿坐在床边，一边给老人剥橘子，一边笑着说“妈，这橘子可甜了，您尝尝”，老人笑得眉眼弯弯，伸手拍了拍女儿的手，满是欣慰。俞春花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眼眶瞬间就红了。
她悄悄起身，躲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里憔悴不堪的自己，无声地掉眼泪。她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脸色苍白，嘴角还带着被母亲指责时的委屈。她也想有人能体谅她的辛苦，也想听到母亲一句温声的安慰，可这些对她来说，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更让她心寒的是，那天下午她去打水，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见母亲跟邻床的阿姨说：“我那五个儿子啊，个个都孝顺，就是太忙了，不然早就来守着我了。不像我这女儿，笨手笨脚的，照顾人一点都不细心，要不是没人管我，我才不用她呢。”
俞春花端着水杯的手猛地一颤，热水溅在手腕上，烫出一片红痕，可她却感觉不到疼——心里的寒意，早已盖过了皮肤上的灼热。她靠着冰冷的墙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她掏心掏肺地付出，换来的却是母亲的贬低和无视；她默默扛下所有辛苦，却连一句公平的评价都得不到。
哭够了，她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情绪，才重新走进病房。母亲见她回来，又开始抱怨：“打个水怎么去了这么久？渴死我了！”俞春花走上前，端起水杯递过去，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妈，喝水。”
她依旧守着母亲，依旧做着那些琐碎的照料，只是心里的那片热意，却一点点凉了下去。那些无人知晓的委屈，像潮水一样，在每个深夜里将她淹没，让她在疲惫中，一次次红了眼眶。
病房里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映着俞春花手里那张缴费单，上面的数字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母亲住院这些天，检查费、治疗费、床位费一笔笔叠加，早已超出了她这个家庭主妇的承受范围。她攥着薄薄的纸张，指腹反复摩挲着那些冰冷的数字，指尖微微发颤——家里的积蓄本就不多，这些天的开销早已掏空了家底，可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一大笔钱，她该去哪里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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