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被鸡叫吵醒的，我妈养的母鸡，天没亮就在院子里扑腾，咯咯咯的叫个不停，声音又尖又碎，穿过窗户破洞直往耳朵里钻。
我翻了个身，棉被捂了一夜总算暖过来了，不想动。
外头有脚步声，我妈已经起来了，院子里水龙头哗哗的响，她在洗菜，菜刀碰砧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节奏稳当。
赖了十分钟，穿衣服出门。
院子不大，三间土砖瓦房围了个小天井，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灶台上铁锅冒着白烟，我妈蹲在旁边烧火，灶膛里的光映在她脸上，把皱纹照的一条一条的。
我洗了把脸，冷水泼上来整个人打了个激灵，清醒了。
还没吃上早饭，院子外面就来人了。
三婶。
她站在篱笆外头，手上端着个搪瓷碗，碗里蒸了几个红薯，笑眯眯的往里探头。
“哟，昭阳回来了呀？”
我妈从灶台抬起头，脸上的笑意收了半截，三婶这人，平时跟我妈关系说不上好，以前为了屋后头那块地排水沟吵过一架，差点动手，村里人都知道的事。
“回来了。”我应了一声。
三婶把搪瓷碗往篱笆上一搁，人倒没进来，站在外面拉家常的架势。
“出去一年了吧，广州钱好不好赚啊？”
这话问的，听着客气，底下带钩子。
我妈没接腔，低头继续烧火，拿火钳夹着柴往灶膛里送。
三婶也不在意，自顾自往下说：“我家二牛也回来了，昨天到的，在东莞那边的厂里干了一年，辛苦是辛苦，不过到底攒了点钱，给家里交了五千块钱呢。”
说到“五千块”的时候，她的嗓门明显拔高了半寸，生怕隔壁几家听不见。
我妈火钳停了一下，没说话。
三婶斜了我一眼：“年轻人出去闯也好，别学那些不三不四的，踏踏实实做事，一年攒个几千块钱，村里人不会看不起。”
这就是冲着我来的了。
我在广州干什么村里传过不少版本，有说我在工地搬砖的，有说我跟人混社会的，反正没一个好话，我妈为这事被人嚼过不少舌头根子，每次赶集遇上三婶四婶她们几个，回来眼睛都是红的，我知道，她嘴硬不说。
我没搭理三婶，蹲在灶台边拿了个红薯剥着吃。
三婶还在门口没走，又絮叨了两句，意思是她家二牛在厂里干的好，明年要被提组长了，言外之意现在的年轻人就得本本分分的。
正说着，她儿子来了。
李二牛，比我小一岁，矮壮，头发剃的板寸，穿了件仿皮黑夹克，拉链拉到下巴，手里夹着根烟晃悠悠走过来。
“昭阳哥，好久没见啊。”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过来，我瞥了一眼，红双喜，几块钱一包。
我没嫌弃，接了，顺手从自己口袋掏出一包中华，抽出一根递给他。
李二牛低头看了眼那烟，眼珠子转了一圈，嘴角抽了一下，接过去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中华啊。”
三婶的目光落在那包烟上，脸色变了变，嘴巴张了一下没说出话。
李二牛掏打火机点上，吸了一口，被呛的咳了两声，不太习惯。
“广州做什么买卖呢？”
“做点小生意。”
“什么小生意能抽这烟？”
“卖衣服。”
李二牛哦了一声，不信，但也没再追问，站在篱笆边上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扯了几句，三婶在旁边脸上的表情换了好几轮，最后拉着她儿子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两眼我兜里那包烟。
她前脚走，二婶后脚到。
二婶是我妈妯娌，住在村东头，人精瘦，颧骨高，嘴特别碎，村里红白喜事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她都是第一个传话的人，跟三婶比起来，二婶更难缠，三婶最多阴阳怪气两句，二婶能当面戳到你骨头里。
她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径直走到灶台边上，拿眼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昭阳啊，出去一年了，也不知道给你妈寄过钱没有，你妈一个人在家多不容易啊，我上次赶集看她连块猪肉都舍不得买。”
我妈脸上挂不住了，放下火钳站起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被二婶抢了话。
“我也不是说别的，就是关心关心嫂子嘛，你家昭阳这次回来，带了多少钱给嫂子过年啊？总不能空着手吧？”
她笑着问的，笑里带着那种劲儿，就等着看笑话。
我把手里的红薯皮扔进灶膛，拍了拍手上的灰，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帆布包里，衣服底下压着用报纸包好的现金，我拆开一捆，数了两万出来，报纸重新包上塞回去，拉上拉链。
拿着两万块钱走出来。
二婶还站在灶台边上，嘴巴正张着要说什么，看见我手里那一沓现金，声音卡在嗓子眼里。
我走到我妈面前，把两万块钱递过去。
“妈，过年的钱，您先收着，不够了再跟我说。”
两万块钱，全是百元的，厚厚一沓，在冬天早晨光线底下特别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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