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汕头峰亲自跑了一趟夏茅。
他进门的时候提了个黑色塑料袋，往茶几上一放，里面是用报纸裹着的两捆现金，外头拿皮筋箍的紧紧的。
汕头峰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拍在桌上，自己抽了一根叼嘴里，翘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
“开春之后作坊还是得开一条线，过完年你来伍仙桥那边看看，我找了个新地方，比原来那个大一倍，年前年后这段时间市场缺口最大，好多烟贩子已经在催货了。”
我没急着表态。
作坊的事是赚钱，但林耀祖才跑了没几天，风头还没过，这时候扩产线风险太大，得缓缓。
“过完年再说。”
汕头峰也没多劝，他这人爽快，说完正事就开始东张西望找吃的。
红姐刚好买菜回来，听说汕头峰要留下吃饭，多炒了三个菜，一桌子摆了六盘。
汕头峰吃了三碗米饭，筷子没停过，嘴里塞着菜还在说话。
“阿彪那条手臂我给他卸了，三根肋骨也断了，送到医院第二天人就被转走了，去哪不知道。”他夹了块红烧排骨啃着，“我不后悔下手重，但这人要是没死，以后是个麻烦。”
红姐坐在旁边没插嘴，低头扒饭，但筷子慢了半拍，我知道她在听。
汕头峰走了之后，小东哥从越秀区回来，带了个消息。
“周建华请了三天病假，没去所里，待在家里没出门。”小东哥蹲在阳台上抽烟，声音压的低，“他楼下的邻居说这几天他家厨房的排烟管一直冒烟，不像是做饭，纸烧多了那个味儿。”
烧材料，跟林耀祖来往的那些东西，账目也好文件也好，他在给自己擦干净。
我靠在阳台门框上，没说话。
周建华这条线动不得，至少现在不是时候，他给了我花都的地址，救回了红姐和姐姐，这笔账我认，但他跟林耀祖合作了多久，手上过了多少脏东西，他自己心里清楚。
欠我的人情，总有用到的那天。
腊月二十五，红姐在卧室收拾行李。
一个旧皮箱，拉链有一边卡住了，她使劲拽了两下才拉开，箱子里叠着几件换洗衣服，角落塞了两条好烟、一瓶五粮液，还有几盒广州的莲蓉酥和鸡仔饼，用红色塑料袋装着。
我靠在门框上看她收拾。
她蹲在地上叠衣服，一件一件压平了放进去，动作拖的慢，平时十分钟能干完的事磨了快半个钟。
我没出声。
姐姐从客厅走过来，手上端着一碗银耳汤，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红，你带个厚外套，湖南比广州冷多了，上次你回去冻感冒了忘了？”
红姐应了一声，从衣柜最里面翻出一件军绿色的棉服，叠好压进箱子底层。
姐姐凑过来跟我说，她过年不回老家了，跟苏以沫约好了留在广州守店，十三行那边年初一到年初三关门，但夏茅的店还开着，趁过年城中村人少，正好盘一次库存。
我从抽屉拿出一万现金递给她。
姐姐往后退了一步：“我不要，我又不是小孩子。”
“拿着，过年买件新衣服。”
“我卖衣服的我还要买衣服？”
我把钱塞进她围裙口袋里，她还想掏出来，我已经转身走了，身后姐姐跺了一下脚，嘴里嘟囔着什么，没追上来。
下午，我带红姐去菜市场。
年关的菜市场挤的水泄不通，到处是拎着大袋小袋的人，卖腊肉的摊子排了长队，油腻腻的案板上挂满了腊肠腊鸭，空气里全是盐和烟熏的味道。
红姐挑腊肉很认真，每一条都翻过来看颜色，捏一捏软硬，嫌这个太肥那个太柴，老板娘被她挑的直翻白眼，最后选了两条最满意的，讲价讲了五分钟，省了三块钱，她把找回来的零钱数了两遍才揣进口袋。
瓜子花生装了两大袋，糖果挑了好几种，橘子红纸和香烛也买了一堆，我两只手全提满了，她还在前面逛。
走到菜市场出口的时候，红姐突然站住了。
路边有个写春联的老头，铺了一张红纸在地上，毛笔蘸了墨汁现写，围了几个人在旁边看，老头写的不错，一笔一划端端正正的。
红姐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挑了一幅对联，两个福字，又让老头用红纸写了个横批。
“家和万事兴。”
老头提笔写完，吹了吹墨，卷起来用皮筋一扎递给她，红姐掏钱的时候背对着我，付完钱转过身来，我看到她鼻头红了一截，眼圈也泛着潮气。
她把春联塞进我怀里：“回去贴门上。”
我点头，没问她为什么眼睛红。
晚饭提前了一天当团圆饭吃，红姐明天就走，今晚人凑的齐，索性热闹一回。
双哥那边的客厅大一些，把两张折叠桌拼在一起，勉强能坐下。
周静掌勺，红姐打下手，两个女人把厨房的灶台占的满满当当，油烟从抽油烟机的缝隙里往外冒，整层楼都是炒菜的味道。
浩哥带了两瓶米酒过来，瓶子上连标签都没有，说是从老家寄过来的土酒，劲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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