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停了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灯灭之后只有路灯的光落在车顶，白漆反出一块暗黄。
我走到桥头，脚步没停也没加快，鞋底踩在路面上的声音被江风吞掉一半。
车门从里面滑开。
出来两个人。
前面那个高瘦，长脸，下巴削的尖，左耳垂一颗黑痣，瞎哥描述的一个字没差。
砸足浴城的领头，守码头的人，出现在小七学校门口的人，现在站在我面前三米远。
他身后还有一个，矮壮，没动，右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口袋撑出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不是手机，不是烟盒。
长脸开口：“东西呢。”
我把铁盒子拎出来，举了一下。
“打开。”
“人呢。”
长脸没回话，下巴往身后扬了一下，面包车里又出来一个人，半拖半架着汕头峰。
我第一眼看他的脸，肿了，整个右颧骨高出来一截，嘴角有干了的血渍，但眼睛是亮的，他看到我，眼皮连着眨了两下，很快，不是害怕，是在给我数数，两下。
右手用布条裹着，布条上的颜色不均匀，有的地方发黑，有的地方还是湿的，渗出来的红贴着手腕淌下去，在指缝间挂了几道干壳，小指那个位置，布条裹的特别厚，但撑不起正常的弧度。
我把视线往下挪。
他左脚光着，赤脚踩在柏油路面上，脚踝一圈红勒痕，皮磨破了，结了薄薄的痂，右脚穿着鞋，鞋带缠了好几圈，绕法不对，系的太紧，把鞋面都勒出褶子来了。
没人会这样系鞋带。
“盒子放下，退后”，长脸说。
我把铁盒子搁在桥头右侧的石墩上，退了两步。
长脸走过去，手指头扣开锁扣，盖子翻开，他低头翻里面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的，速度不算慢，翻到中段扫了一眼提单，没停，继续往后翻。
翻到底了。
最后三页的装订线上，撕裂的毛边参差不齐，纸纤维翘着。
长脸合上盒子。
他抬头看我的时候脸上什么变化都没有，没皱眉，没咬牙，就是看着我，眼珠子不动，黑的，那种算过账之后的平。
“不全。”
“当然不全”，我说，“全给你了，你觉得我明天还能站着？”
风从珠江面上过来，吹的桥栏杆上的铁皮广告牌哐当响了一声。
“剩下的三页在安全的地方，人还我，二十四小时之内我把东西送到你指定的位置”，我顿了一下，“办不到的话，那三页纸明天早上会出现在白云区分局刑侦大队的桌上，哪张桌子我都替你挑好了。”
长脸没接。
他侧了一下头，目光绕过我的肩膀往面包车的方向偏了一下。
三秒。
面包车前排的车窗降下来一条缝，宽度刚够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下，压了两下。
架着汕头峰的人松了手。
汕头峰身子一晃，往前踉跄了两步，左脚赤脚拍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我跨过去一把架住他的胳膊，他身上有股铁锈味混着汗馊，重量压过来的时候我右胳膊上的伤口又扯了一下。
他的嘴凑到我耳朵旁边。
四个字，气音，碎的：
“车里有三个。”
我扶着他的手没松，加上外面两个，五个，浩哥那头四个人，在南侧河堤等着，数不够。
长脸拎起铁盒子退回车旁边，面包车发动的声音闷闷的传出来，灯没开，车身往后退，准备调头往岛里面走。
我架着汕头峰往桥的另一边走，他走路的姿势不对，重心全压在右脚上，我以为左脚受了伤。
走了不到二十米他停了。
左手，没受伤的那只，拽住我衣角，人矮下去，蹲在地上，去解自己右脚的鞋带。
鞋带缠了太多圈，指头抖的厉害，他用牙齿咬住一头往外扯，绕了五六圈才全部解开，鞋舌掀起来，底下塞了个东西。
一张纸条，对折，一半干了，一半还是潮的，边角皱的不像样。
我蹲下来接过去，路灯照不到这个角度，我凑近了看字迹歪斜，有的笔画断了，墨色不对，不是墨水，颜色发暗，发红。
血写的。
番禺大石镇，一个工业区的名字，后面跟着仓库编号，靠右边一行小字：24箱，每周四转运。
“关我的地方有个小个子”汕头峰的声音沙哑刺耳：“下半夜打盹的时候手机没锁屏，进来一条短信，我看了三遍把地址记住了，趁他上厕所在裤子上撕了条布，手指头。”
他没说下去。
我把纸条折好塞进袜子里，跟那一页名单贴在一起，脚踝骨那个位置硌的更厉害了。
站起来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长脸的，从面包车里面出来的，隔着二三十米，被江风吹散了一点，但每个字都送到了。
“昭阳，你做生意越来越不讲规矩了。”
我的脚钉在地上。
这个声音我听过，不止一次，喝过酒，吃过饭，他拍过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说小心点，外面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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