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四个字：“注意安全。”
她看着那行字，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拎着背包出了门。
到了一楼停车场。
她打了辆车，去机场。
路上天慢慢亮了，东边泛着鱼肚白。
飞机落地拉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她拎着背包走出机场，一个年轻女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日喀则调研组”。
她走过去，年轻女人接过她的背包，领着她上了一辆越野车。
车上已经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她课题组的同事。
车子发动，驶出市区，往南边开。
路越来越烂，两边的山越来越高，树越来越稀。
开了几个小时，天黑了，窗外什么也看不见。
她靠在座位上，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左上角写着“无服务”。
她把手机收起来，看着窗外。
过了很久很久，车子终于到了日喀则。
城市不大，但比改则县繁华多了。
有楼房，有街道，有商店，有人在街上走。
调研组住在市卫生局招待所，条件一般，但有热水，有电，有信号。
她进了房间，放下背包，拿出手机。
有信号了，三格。她给林念苏发了一条消息：“我到了。日喀则。一切都好。”
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下来。
床单有点潮，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
她闭着眼，想起苏琳给她的那个护身符，铜铃铛，系着红绳。
她把它从背包里翻出来，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她翻了个身，面朝墙，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调研组开始工作。
她们去的第一站是日喀则市妇幼保健院，一栋三层的楼房，外墙刷着白漆，看起来挺新。
院长姓边巴，四十多岁，脸膛黝黑，说话声音很大。
他领着她们参观了医院，门诊、住院部、产房、手术室。
手术室有两间，无影灯是好的，但设备很旧，麻醉机还是九十年代的产品。
边巴院长说，这里能做剖宫产、能做子宫切除、能做卵巢囊肿，但做不了更复杂的手术。
遇到疑难杂症，只能往拉萨送，开车要五六个小时。
顾清岚站在手术室里，看着那台老旧的麻醉机，看了很久。
她想起林念苏报告里写的那个甘肃县医院，三千万的CT机，没人会用，落了一层灰。
这里的设备虽然旧，但至少有人会用，至少能救命。
她问边巴院长，这边的村医补贴发到位了吗？
边巴院长愣了一下，说发到位了，每月两千，直接打到卡上。
她问有没有人截留？
边巴院长摇了摇头，说没有。
她不信，但没再问。
接下来的一个月，她跑了日喀则的五个县、十几个乡镇卫生院、三十多个村卫生室。
她见到了那些村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他们有的会说普通话，有的只会说藏语。
她问他们，补贴拿到了吗？
有的说拿到了，有的说拿到了但不知道是多少，有的说还没拿到。
她记下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回答、每一个人的银行卡记录。
她拍了照片，录了音，整理了数据。
她要找出那些钱到底去了哪里。
有一天，她去了一个很偏远的村。
从县城开车要四个小时，路很烂，颠得她骨头疼。
卫生室在山坡上，一间土坯房，门是木板的，关不严。
村医是个老人，六十多岁，在这里干了快四十年。
他的脸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皱纹像刀刻的，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像蚯蚓。
她问他，补贴拿到了吗？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她。
她把卡号记下来，又问，每月多少钱？
老人伸出两根手指，说两千。
她又问，到账了吗？
老人点了点头，说到账了。
她问他以前拿多少？老人说以前三百，有时候还发不出来。
现在两千，每月准时到账。
老人说着，眼眶红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眼泪，说不出话。
晚上，她回到招待所，打开电脑，把今天的数据录入表格。
录完后，她拿起手机，给林念苏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我去了一个村，村医以前拿三百，现在拿两千。他哭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回复。
她闭上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手机震了。
她拿起来看，是林念苏发来的短信。
只有几个字：“我知道。我也看见了。”
她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她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起床，洗漱，吃了早饭，背上包，继续上路。
今天还要去一个乡，还要见几个村医，还要录几组数据。
路还长，接着走。
她出了门，阳光刺得她眯起眼睛。
远处的山光秃秃的，灰褐色，寸草不生。
天很蓝，她上了车，车子发动，往山里开。
她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
路很烂，颠得她骨头疼，他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因为在不远处，林念苏和她在同一片高原上，在同一片天空下。
他们各干各的，但他们在做同一件事：
让那些钱到该到的人手里，让那些数据说真话，让那些活着的人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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