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高铁缓缓驶入三明站。
林杰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肩膀，跟着一行人走出车厢。
站台上，三明市卫健委的几位领导早已等候多时。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精瘦，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一线跑的人。
他快步迎上来，握住林杰的手，用洪亮的声音说：“林副总，欢迎您来三明指导工作！我是三明市卫健委主任陈建国。”
林杰点点头，和他握了手，说：“陈主任，麻烦你们了。这次来，是取经的。你们三明的医改经验，全国都在学。我想亲眼看看，亲耳听听。”
陈建国连连点头，说：“首长太客气了。我们三明的经验，都是逼出来的。当年医保基金穿底，不改不行。现在您来了，正好给我们把把关。”
一行人上了车，直接前往三明市第一医院。
路上，陈建国简要介绍了三明医改的历程。
从2012年开始，三明因为医保基金严重亏空，被迫进行改革。
他们先从药品耗材入手，实行“两票制”，挤掉流通环节的水分；
然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生劳务价值；
最后推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彻底切断医生收入与药品、检查收入的联系。
林杰听着，不时点头。
他当然知道这些，但他更想知道的是，这些改革背后，遇到了哪些阻力，又是如何克服的。
车子在三明市第一医院门口停下。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大楼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整洁干净，秩序井然。
门口没有排队的长龙，候诊区里患者三三两两坐着，表情平和。
林杰注意到，大厅里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各种药品和检查的价格，明码标价，一目了然。
陈建国带着他们往里走，一边走一边介绍：
“首长，我们实行年薪制后，医生的收入不再和开药、检查挂钩，而是和他们的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挂钩。以前那种多开药多赚钱的现象基本没有了。患者的平均费用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医生的平均收入反而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林杰点点头，说：“去看看医生们。”
他们来到心内科的医生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几个医生正在电脑前忙碌。
看到有人进来，他们抬起头，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陈建国介绍了几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医生主动站起来，和林杰握手。
林杰问他：“你叫什名字？干多少年了？”
那个医生说：“首长好，我叫李建国，在心内科干了十八年。”
林杰笑了，说：“你现在的收入怎么样？”
李建国坦诚地说：“年薪制后，我去年拿了二十三万。以前最高的时候也拿过这么多，但那会儿是靠开药、做检查堆出来的，心里不踏实。现在靠的是技术和服务，心里踏实多了。”
林杰点点头，又问：“那你觉得，年薪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李建国想了想，说：“最大的好处是，终于可以安心看病了。不用再想着这个病人该开什么药，那个病人该做什么检查。只管看病的本事，其他的不用操心。”
林杰看着他，心里涌起一阵感慨。
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有的状态。
从医院出来，陈建国又带他们去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里的情况和医院差不多，医生们各司其职，患者们井然有序。
一个五十多岁的全科医生告诉他们，年薪制后，他的收入稳定了，也有心思做慢病管理了，以前那种“开药续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参观结束后，陈建国把林杰一行请到卫健委会议室，正式汇报三明医改的详细情况。
会议室里，投影仪上打出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陈建国指着那些数字，一项一项地解释。
“首长，我们三明医改最核心的，就是‘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医疗方面，我们调整了医疗服务价格，提高了诊查费、手术费、护理费，降低了检查费、药品费。医保方面，我们实行了总额预付和按病种付费，倒逼医院控费。医药方面，我们搞了‘两票制’和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挤掉流通环节的水分。”
林杰看着那些数据，说：“这些我都知道。我想听的是，你们怎么解决编制内外身份的问题。”
陈建国愣了一下，随即苦笑起来。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首长，这个问题，是我们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
他调出一张图表，上面显示着三明市公立医院人员的构成。
编制内人员占百分之六十，编制外人员占百分之四十。
两者的收入差距，曾经高达一倍以上。
陈建国说：“刚开始搞年薪制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同工同酬。但一提出这个，编制内的就炸了。他们说，我们是有编制的，是国家的人，凭什么和那些没编制的拿一样的钱？编制外的也说，我们干一样的活，凭什么拿得少？两边都不满意，改革差点推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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