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的警示言犹在耳，林杰深知，外部的明枪暗箭固然要防，但内部的清理和整顿更是刻不容缓。
他必须利用这次疫情总结，将健康委内部，乃至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的沉疴痼疾暴露在阳光之下。
几天后，健康委最大的会议室里，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委内各主要司局、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受邀参会的几位来自重点省份卫健委和顶尖医院的代表。
这是疫情应对总结工作组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主题就是“查找问题，反思不足”。
政策研究室的赵副主任作为工作组组长，先做了开场白，再次强调了林杰主任要求的“实事求是、触及灵魂”的原则。然后，他按照总结框架，开始引导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疾控局局长。
他推了推眼镜说：“这次BA.9的冲击，暴露出我们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监测预警方面的短板。病毒变异太快，境外输入防不胜防，这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在灵敏度和早期响应效率上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基层哨点医院上报的聚集性病例信息，经过层层审核上报，有时会错过最初的关键防控窗口期。而且，”他话锋一转，隐隐带上了抱怨，“当我们把风险研判和预警信息传递给临床系统和地方政府时，有时会遇到‘反应迟缓’或者‘标准执行不一’的情况，导致防控措施落地慢半拍，错过了最佳时机。”
这话一出，坐在对面的医政司司长立刻皱起了眉头，忍不住开口反驳：“老高，你这话说得有失偏颇。我们临床系统面临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疾控的预警来了，说是高风险，但具体防控措施是什么？隔离范围多大？核酸筛查做几轮？资源怎么保障？这些往往不够明确。我们医院要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要保证正常的医疗秩序，不可能因为一个模糊的预警就轻易采取极端措施，那会引发更大的混乱！而且，前期重症床位、设备、人手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这难道也是我们临床系统单方面的责任吗？”
“设备人手不足，难道没有前期规划和储备的问题吗？”一位来自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省份的卫健委副主任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委屈，“我们省里多次打报告，申请加强重症医学中心和应急物资储备库的建设，但审批流程长，资金到位慢！等到疫情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面要求‘应收尽收’，我们拿什么收？拿命去扛吗？有时候政策指令朝令夕改，下面真的很难做！”
他这话隐隐指向了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和资源调配。
“政策调整是基于病毒变化和科学研判的！”负责综合协调的办公厅主任忍不住回应道，“‘动态清零’到‘保健康、防重症’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更科学的策略！下面执行不了，是不是也存在理解偏差和机械化执行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明明患者只是轻症，却非要挤占大医院的急诊资源，社区分流和方舱医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社区分流？”一位来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代表苦笑着摇头，“领导，您说得轻松。我们社区人手有限，专业知识不足，面对大量焦虑的居民，我们要做健康监测、要转运协调、要生活保障、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很多时候政策文件层层加码，到了我们这里根本落实不下去！而且，信息不通畅也是大问题，医院和社区之间的患者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我们很难掌握出院或解除隔离人员的后续健康情况！”
“信息共享？我们医院的信息系统都快被各种上报表格压垮了！”一位大型公立医院院长抱怨道，“卫健委要报，疾控要报，医保要报，数据标准还不一样！我们的医生护士白天救人，晚上填表，精力都分散了！还有，瑞康维这种特效药，分配机制到底是怎么定的？为什么我们医院申请起来那么难？是不是也存在不透明的地方？”
话题不知不觉又引向了敏感的药品分配问题。
之前线索指向的那个分管物资的司长，此刻正低头记录，看不清表情。
会场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型诉苦和甩锅现场。
疾控怪临床反应慢，临床怨疾控预警模糊、资源不足；
地方抱怨政策摇摆、支持不够；
基层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乱成麻；
医院抱怨社区分流不力、表格成灾……
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委屈，每个人都试图将责任推向其他环节或其他部门。
赵副主任几次想控制场面，引导大家聚焦具体问题和改进建议，但收效甚微。
长期的部门壁垒和固有的思维定式，使得这种跨部门的总结会很容易陷入相互指责的泥潭。
林杰一直沉默地听着，面色平静，但熟悉他的人能看出他眼底深处积聚的风暴。
他看着这些平时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的负责人，此刻却像菜市场吵架一样互相推诿，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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