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林杰主持召开关于健康委内部机构设置和三定方案的党组会。
这份方案决定着新机构的基本骨架和权力格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会者除了林杰和赵启春，还有来自原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的几位副职，每个人都神情严肃，知道这将是一场关乎各自基本盘和未来话语权的博弈。
会上，林杰首先强调了机构设置要遵循优化协同高效原则，要有利于业务整合和大健康理念落地，而不是原有部门的简单拼接。
负责起草方案的综合司司长开始汇报。
方案总体上体现了整合的思路，将原来分散在三个部门的相似职能进行了归并，比如将卫健委的医政医管局、药监局的药品注册司、医保局的医药服务管理司部分职能整合，组建了医药服务与保障管理局；将公共卫生、应急、疾控相关职能整合为公共卫生管理局；新设了老龄健康司、职业健康司等。
汇报过程中，几位党组成员都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在自己的方案文本上做着标记。
汇报完毕，林杰环视一圈说：“大家都谈谈看法吧，畅所欲言。”
短暂的沉默后，来自原医保局的一位副职率先开口，他对医保基金管理职能的归属提出了异议，认为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担心过度整合会影响基金监管效能。
来自原药监局的一位副职则对药品审评审批和监管职能的整合力度表达了担忧，强调其特殊性和高风险性。
林杰耐心听着，不时插话引导讨论，强调要在确保专业性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协同。
就在讨论看似趋于平缓时，赵启春清了清嗓子，拿起了话筒。
“方案的整体思路我基本赞同，体现了改革精神。”赵启春先定了调，随即话锋一转，“不过，在几个关键机构的职能定位和资源配置上，我认为还有优化空间，可以更加突出战略引领和效率优先。”
他扶了扶眼镜，看了一眼林杰，然后转向大家说：
“比如，新设立的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我认为其职能应该进一步加强。不能仅仅满足于做规划、管项目，更应该成为健康委的战略大脑和效率引擎。”他提高了声调，“我建议，将委内所有重大项目的立项审核、预算绩效评估、以及刚才提到的全国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健康项目的统筹管理职能，都集中到这个司。这样才能打破司局壁垒，实现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确保我们的投入都能用在刀刃上，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此言一出，会场气氛瞬间变了。
将重大项目立项和预算绩效评估权集中到一个司，这无疑将极大地增强这个司的权力，而赵启春作为分管规划发展的领导，其影响力也将水涨船高。
这明显是在争夺核心资源的控制权。
另一位来自原卫健委、分管医疗服务的副职忍不住开口：“启春同志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重大项目往往涉及多个业务司局，立项审核如果完全脱离业务背景，恐怕难以精准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联合评审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将权力集中？”
“联合评审容易扯皮，效率低下！”赵启春立刻反驳，语气强硬，“现在都强调放管服改革，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环节。由规划司牵头，建立标准化的评估流程和专家库，效率更高，也更公平！我们不能总抱着过去部门分割的思维不放！”
他这话隐隐指向了原有体制的弊端，带着一种改革者的优越感。
那位副职脸色有些难看，但碍于赵启春的身份和气势，没有立刻再争辩。
林杰平静地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赵启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强化规划发展司，来掌控健康委的钱袋子和项目方向，进而影响甚至主导健康委的整体工作走向。
这与自己希望各业务司局在整合后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形成合力的想法，存在根本性冲突。
“我谈点看法。”林杰终于开口，瞬间让嘈杂的会场安静下来。
“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而不是为了集权而集权。”他先看了一眼赵启春，然后对大家说：“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应该发挥战略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但是，重大项目立项和绩效评估，专业性很强，必须充分听取业务司局的意见。我认为，可以建立由规划司牵头、相关业务司局和专家共同参与的立项评审机制，而不是由某一个司独揽。这样既能提高效率，也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他明确否定了赵启春权力集中的建议，提出了折中但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紧接着，他加重语气继续说：“至于全国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和数字健康项目，这是未来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投资巨大，影响深远。它的建设和管理，必须站在全局高度，统筹考虑数据安全、标准统一、互联互通和实际应用。我建议，成立一个由委主要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可以挂在规划司，但具体实施需要信息中心、相关业务司局乃至外部专业力量共同参与。这不是一个司局能独立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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