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终究是没下，但那沉甸甸的、饱含湿意的铅灰色天幕，却一连数日低垂不散，将整座石头城笼罩在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无休止的阴霾之中。经历司后院这方小小的天地，仿佛被这阴霾浸透，每一块青砖，每一片屋瓦，甚至空气中漂浮的尘埃，都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湿冷与凝滞。右腿膝弯后的旧伤，在这种天气里，更像一块永远无法焐热的、沉在冰水里的石头，钝痛绵长，滞涩清晰，每一次尝试屈伸，都伴随着筋络拉扯的、令人牙酸的细微声响。
我与沈墨那番关于查阅“汰黜冗员名单”的、刻意迂回的试探，如同投入这潭死水的石子，甚至未能激起一丝像样的涟漪。沈墨在听到我的请求时，脸上的表情控制得完美无缺——先是恰到好处的讶异，仿佛没料到我这个“伤号”会对十多年前某衙门的人事变动名单产生如此“执着”的兴趣；随即是恭谨而为难的沉吟，表示“陈年人事文书，杂乱无章，且多已封存，查找确需时日”；最后是滴水不漏的承诺——“卑职会记下，得空时去架阁库问问，看能否找到应天府江防厅当年的相关文卷，若有消息，即刻回禀经历。”
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一连三日，沈墨每日照常送来公文，询问起居，态度恭谨依旧，却绝口不再提“汰黜冗员名单”或“架阁库”半个字。仿佛我那日的请求，只是他耳边一阵无关紧要的风，吹过即散。我曾“无意”间又问起一次，他也只是用“尚未得空，库中繁杂”轻轻带过，目光平静，语气诚恳，让你挑不出任何错处，却也看不到丝毫推进的诚意。
这结果并不意外，甚至在意料之中。沈墨，或者说他背后的徐镇业，显然并不希望我真的去触碰那些陈年旧档，尤其是涉及到可能与“永昌布号”产生关联的衙门和吏员。我那看似迂腐的请求，大概被解读成了某种不安分的试探，被温和而坚定地挡了回来。架阁库那条线，在赵老吏“告假”之后，似乎被彻底焊死了。
东厢的王焕，也依旧沉寂。那扇门自上次短暂开启后，再未在我“散步”时打开过。偶尔能在清晨或深夜，听到门内传出几声压抑的咳嗽，或隐约的、仿佛踱步的沉闷声响，但旋即又归于死寂。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将自己彻底封闭在那间同样阴冷的屋子里，与我，与这后院的一切，划清界限。沈墨前几日送去的那包“治咳疾的药材”，仿佛也未能改善什么。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之前更加令人窒息。之前至少还有赵老吏递来的杂录，有与王焕那次弦外之音的偶遇，让我感到这潭死水之下，尚有暗流涌动。而现在，暗流似乎也平息了，只剩下无边的、沉重的、凝固的寂静。沈墨像一堵柔软的、却密不透风的墙，将我所有的试探和可能的信息渠道，都隔绝在外。王焕则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不再给予任何回应。
右腿的阴痛，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凝滞中，似乎也变得格外清晰和难以忍受。我依旧每日坚持在廊下行走，但每一步都像踩在冰冷的淤泥里，沉重，迟滞，看不到尽头。体内那缕微弱的内息，在日复一日的导引下，增长微乎其微，仿佛也受到了这沉闷环境的影响，变得懒洋洋的，流转时带来的暖意聊胜于无。
我坐在书案后，面前摊开着沈墨刚刚送来的一摞公文摘要。目光落在纸上，字迹却模糊地晃动着，难以聚焦。脑海中反复盘旋的，是“永昌布号”那潦草的字迹，是赵老吏“告假”的模糊面容，是王焕那声“旁人操心也无用”的叹息，还有沈墨那永远平静、永远恭谨、却永远将你拒之门外的眼神。
困兽。我此刻的感觉，就像一头被关在铁笼最深处、连栏杆都触摸不到的困兽。能看见笼外的光，能闻到自由的气息，却连撞击栏杆、发出怒吼的力气和机会都没有。只能在这方寸之地，忍受着旧伤的折磨，等待着未知的、或许是最终的裁决。
焦灼，像冰冷的火焰，在胸腔里静静燃烧，灼烤着所剩无几的耐心和理智。但我知道，不能乱。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稳。沈墨的严防死守，恰恰说明了那条“暗渠”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永昌布号”这条线索，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加敏感。他们越是封锁，我越是要寻找机会，哪怕这机会渺茫到近乎不存在。
既然架阁库的旧档暂时碰不得，沈墨和王焕这两条线也暂时走不通，那么，是否还有别的、更间接的途径？
我的目光，无意识地扫过桌上那些公文摘要。每日，沈墨都会送来一些从通政司、应天府或其他衙门流转过来的、需要经历司“知悉”或“归档”的例行文书。内容无非是官员任免、钱粮奏销、地方灾异、治安简报等等，千篇一律，乏善可陈。我以往只关注其中可能与“船锚”、“码头”、“走私”相关的内容，对其他大多一扫而过。
但现在，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这些文书，是南京官场日常运转的“脉搏”。虽然跳动微弱，频率固定，但或许能从这“脉搏”中，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杂音”或“间歇”？比如，某个衙门的异常人事变动，某项开支的突兀核销，某地治安报告中语焉不详的措辞……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是否可能，在更宏大的背景下，与我所追查的事情产生某种遥远的、曲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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