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囚笼的日子，像一潭被遗弃在衙门角落、不见天光的死水，表面平静无波，内里却沉淀着经年的官僚积弊和陈腐气息。每日辰时，我能听到院外东厢签押房方向隐约传来的、属于“同僚”们点卯时的模糊声响，拖沓，敷衍，带着一种体制内特有的倦怠。随后，便是纸张翻动、低声交谈、偶尔响起的、带着官腔的咳嗽或训斥声。这些声音穿过院落的寂静和樟树的屏障，抵达我窗下时，已模糊得如同另一个世界的回响。
我“免点卯”的特权，让我得以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晨会，也让我被这片死水更彻底地遗忘。沈墨每日会来一次，有时是送些新到的、需要“经历”过目的无关紧要公文副本，有时是询问“饮食起居可有不便”，态度永远恭谨，笑容永远恰到好处，眼神深处却是一片职业性的、不带任何个人情绪的平静。他是我与外界那点可怜“公事”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是徐镇业放在我身边、最直接的一双眼睛。我与他交谈，仅限于必要的公务应答和生活琐事，绝不涉及任何可能引起警觉的话题。
大部分时间，我独自待在阴冷寂静的厢房里。右腿的恢复依旧缓慢，在衙门地气与冬日湿寒的双重侵蚀下，那种阴冷僵痛的感觉挥之不去。但我坚持每日扶墙行走，时间越来越长，步伐虽然依旧拖沓不稳，但至少，不再像最初那样随时可能摔倒。体内那缕内息，在日复一夜间不容发的导引下，似乎又凝实了些许，运转时带来的暖意也更清晰，虽不足以驱散深入骨髓的阴寒，却像黑暗中一点不肯熄灭的星火，支撑着这具躯壳，也淬炼着越来越冰冷沉静的心神。
我将那几本枯燥的规章文书翻来覆去看了数遍，几乎能背下其中无关紧要的条款。那些“往来文书底册”成了我窥探这潭死水之下、暗流涌动的唯一缝隙。我像最耐心的矿工，在废石中寻觅可能含金的矿脉。关于南城码头斗殴的零星记录，漕粮入库延迟的简短备注，某次夜间巡检遭遇“不明身份者”的含糊描述，甚至是一笔非常规的“缉私赏银”发放记录……任何一丝不协调，都被我捕捉，在脑中反复咀嚼。
然而，信息被切割得太碎，太模糊。没有“船锚”，没有刘大膀子，更没有我遇袭的只言片语。所有可能指向深层波澜的记录，都被谨慎地抹去了敏感字眼，或者干脆未曾进入“经历司”这个清闲衙门的流转范围。徐镇业治下的南京锦衣卫，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将所有的爪牙和秘密，都收拢在厚重的甲胄之下，只露出光滑冷漠的外壳。
骆养性送来的药材，我已交由沈墨转给衙门里那位接替张医官的医士。医士是个寡言的老者，按方配药，从不多问。汤药依旧每日送来，药力平稳，我的伤势在缓慢好转，但距离真正“康复”，显然还有很长的路。那包名贵药材，似乎也并未被“强求”使用，只是偶尔在方子里见到一两味稍显珍贵的替换，大概徐镇业和骆养性之间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或者，都在观望我这枚棋子下一步的动作。
时间在寂静、阴冷、和这种令人窒息的“正常”中，缓慢流逝。转眼，搬入经历司已近十日。窗外樟树的叶子在冬日里依旧墨绿，却透着一种沉沉的、了无生气的滞重。远处报恩寺的钟声，每日准时响起，穿过重重屋宇，抵达耳中时，已变得飘渺而虚幻。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被动地“静养”下去了。徐镇业在观望，骆养性在观望，“船锚”背后的黑手或许也在暗中窥视。时间不站在我这边。阿六的血，刘大膀子的命，还有我肋下肩背未愈的伤口，都在无声地催促。
必须动起来。哪怕只是最微小、最谨慎的一步。
契机，出现在沈墨送来的一摞新公文副本中。除了往常那些枯燥的摘要，里面夹着一份略显不同的文书——是应天府转发给南京锦衣卫指挥使司的协查咨文，内容是关于江宁镇一处仓库失火，烧毁了一批预备北运的“御用绸缎”，疑是有人纵火，请求锦衣卫协助排查“有无奸人混迹市井，趁机作乱”。文书本身并无特别，但末尾附了一份江宁镇巡检司初步查访的名单，罗列了失火前后数日出现在仓库附近的“可疑闲杂人等”，其中多数是力夫、小贩，但也有两个名字后面标注了“似有北地口音”、“行踪不定”。
北地口音。
我的目光在这四个字上停留了片刻。阿六是北地口音。袭击我的三人中，或许也有北地口音。刘大膀子接触的那几个“面生汉子”，也有北地口音。这仅仅是巧合吗？江宁镇的仓库失火，烧的是“御用绸缎”，看似与码头、船锚无关，但“北地口音”这个标签，像一根细微的丝线，将几件看似不相干的事隐隐勾连。
更重要的是，这份协查咨文，按流程本不该送到“经历司”这种归档闲散部门，通常直接送指挥使或负责刑侦的堂官。它之所以出现在这里，要么是经办书吏疏忽，错放了副本，要么……就是有人故意让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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