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辕的寂静,与镇抚司衙门那种充满无形规则的压抑不同,它是一种空洞的、被遗弃般的死寂。只有那个老仆定时送来三餐,打扫房间,动作轻悄,眼神躲闪,问三句答不出一句整话。院门外的两个力士,像两尊没有生命的门神,对进出之人视若无睹,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监视。我知道,这“清净”,是徐镇业给的,也是骆养性默许的。让我“将养”,也让我“闲置”,在南京这张错综复杂的网边缘,当一个暂时无用的结点。
但我不能真的“闲置”。时间像指间的流沙,每一粒都带着重量。蕙兰在苏州的处境未知,阿六生死未卜,王太医的玉饰在怀中沉默地发烫,还有那本搅动风云的账册,和背后深不见底的“闫公公”……每一件,都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我需要眼睛,需要耳朵,需要在这座陌生的石头城里,找到能为我所用的、哪怕最细微的线索。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找到阿六。他是唯一可能带着苏州最新消息、并且与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他是否还活着?是否到了南京?是否看到了我留下的标记,或者,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留下了他的?
明面上去找,无异于自曝其短,告诉所有暗中的眼睛:我在找人,找的是一个见不得光的逃军、信使。必须暗地里来。
点卯后的第二日,我依“命”去了南城兵马司衙门。衙门位于南城繁华地段,比镇抚司衙门小了许多,也嘈杂了许多。进进出出的多是些穿着号衣的军卒、书办,神色匆忙,或带着市井的油滑气。正印指挥使姓王,是个五十多岁、身材肥胖、面团团如富家翁的中年人,见了我,倒是颇为客气,甚至带着几分过分的热情,拉着我说了半日南城治安的“难处”,白莲余孽的“可恶”,商贾百姓的“难缠”,又拍着胸脯保证会让我“慢慢熟悉”,但绝口不提具体职司安排,只让我“先看看卷宗,熟悉熟悉人”。末了,还特意叮嘱,我伤势未愈,不必每日点卯,有事自然会派人去请。客气周到得令人挑不出错,却也实实在在地将我架空了。
我知道,这是徐镇业“招呼”过的结果。王指挥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既不得罪上司,也省得给我这个“京里来的麻烦”实权,惹出是非。也好,正合我意。这南城兵马司衙门,人多眼杂,正是观察、收集信息的绝佳场所,又不需承担实际责任,有大量自由时间。
我开始“熟悉”。每日上午,我会去衙门点个卯,在王指挥使那间充满陈年烟味和油腻食物气味的公房里,听他絮叨半个时辰,然后去隔壁那间堆满灰尘、散发着霉味的档房,“翻阅卷宗”。卷宗多是些陈年旧案,鸡鸣狗盗,邻里纠纷,或是些语焉不详、最后不了了之的“白莲妖人煽惑”记录,价值不大。但我看得仔细,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文字和模糊的线索中,拼凑出南城,乃至南京底层社会的一些真实面貌,以及可能隐藏其中的、某些势力的蛛丝马迹。
下午,则以“熟悉地形”、“勘察街市”为名,独自在南城各处行走。我穿着普通的深色棉袍,外面罩着一件半旧的青色比甲,尽量不引人注目。腰间的寒铁绣春刀太过显眼,留在了行辕。只在袖中暗藏了一把短匕,靴筒里也别着一把。右腿的旧伤在长时间的行走后,依旧会酸痛僵硬,但我已逐渐适应,步履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只是速度稍慢,偶尔会停下来,扶着墙或店铺门板,稍作喘息,观察四周。
南城果然如王指挥使所言,商贾云集,三教九流混杂。宽阔的主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绸缎庄、钱庄、酒楼、茶肆、当铺、药铺……招牌林立,人声鼎沸。岔出去的小巷则如同迷宫,低矮的屋檐,狭窄的石板路,污水横流,充斥着各种气味——饭菜香、脂粉香、药材味、鱼腥、垃圾的腐臭……交织成一种浓烈而复杂的、属于底层市井的气息。这里有衣着光鲜的商人,有行色匆匆的伙计,有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乞丐,有挎着篮子叫卖的小贩,有眼神飘忽的闲汉,也有浓妆艳抹、倚门卖笑的暗娼。
我像一滴水,融入这片喧嚣的海洋。目光平静地扫过街景,耳朵却捕捉着每一丝可能有用的声音。茶楼酒肆里的高谈阔论,码头力夫卸货时的粗野吆喝,巷口妇人的窃窃私语,甚至乞丐之间的低声抱怨……都是信息的碎片。我在寻找,寻找任何可能与阿六有关的蛛丝马迹。他混迹底层,最可能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出没,或者留下痕迹。
我去了骡马市——我们曾经约定的、后来我通过鸟巢传递信号暗示取消的“老地方”。那里依旧肮脏、喧嚣,充斥着牲畜的膻臊味和贩夫走卒的汗臭。我装作挑选马具,目光在人群中梭巡。没有熟悉的面孔。在几个看上去消息灵通的牙人那里,我隐晦地打听是否最近有北边来的、面生又急着找活干的外乡人,或者有没有人打听过“京城来的军爷”。得到的回答要么是茫然摇头,要么是敷衍了事,看不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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