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初春依旧带着寒意，但奎里纳莱宫首相办公室内的气氛，却如同紧绷的弓弦，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力量。多格利阿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但那场边境冲突的教训，已被亚历山德罗迅速转化为行动的燃料。国王的鲁莽插曲反而像一剂猛药，让议会和军队内部那些潜在的、渴望速胜的噪音暂时平息，将战略的主导权更牢固地收拢回他的手中。
巨大的东非地图再次铺开，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上面代表意大利野心的蓝色箭头，不再指向令人警惕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是如同数把精准的手术刀，稳稳地切向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广袤腹地。
“先生们，”亚历山德罗的声音沉稳，指尖划过地图上蜿蜒的河流与广袤的稀树草原，“不和谐的插曲已经过去，历史的尘埃落定。现在是时候继续我们既定的、更为宏大的乐章了。‘高地征服者’计划今日起全面启动。”
他的目光扫过与会的殖民大臣列蒂、卡多尔纳将军、海军次长以及总参谋部的核心成员。“我们的窗口期不会太长。伦敦的注意力正被苏丹那个自称‘马赫迪’的先知及其狂热的信徒们牢牢钉在尼罗河沿岸，这是上帝，不，是历史赐予我们的绝佳机会。”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位‘马赫迪’能尽可能长久地、热情地陪伴我们亲爱的英国朋友。”
无需明言，在座的都是核心圈层人物，心领神会。科斯塔集团控制的庞大贸易网络，早已通过错综复杂、难以追溯的渠道，将一批批“来源不明”的现代步枪、弹药和战场急救药品，悄悄输送到了苏丹马赫迪反抗军的手中。这不是出于对起义者的任何同情，而是最纯粹、最冷酷的现实政治算计——用英国敌人的血与火，为意大利在东南方向的扩张换取宝贵的时间和战略空间。
“行动原则，”亚历山德罗的语气不容置疑，“依旧是‘低调、迅速、外交商业辅助，军事为主’。科斯塔集团‘东非特许公司’予以配合行动，建立补给点，提供情报和军事支持。陆军部队紧随其后，以护卫商队和勘探队的名义，清除障碍，建立永久性哨所。海军舰队负责海岸线封锁和火力支援，并确保从索马里到莫桑比克海峡的航路安全。”
他看向总参谋长，埃托雷·加里波第将军心领神会地道：“首相阁下，诸位同僚。总参谋部计划从本土陆军阿尔卑斯山地旅、抽调具有东非军事行动经验的陆军精锐，以及在东非经受过环境考验的殖民地军团，由经验丰富的保罗·费德里科·德·贝内代蒂少将统一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分两路，沿预设路线，快速向内陆纵深推进。首要原则：避免与任何英国势力或其代理人发生正面冲突。次要原则：对沿途任何敢于抵抗的土着势力，予以坚决、迅猛的打击，务必造成既成事实，让对方没有反应时间。
他详细阐述道：“北路，以肯尼亚殖民地为基础，精锐部队西进，首要目标：以组织度相对较高的布干达王国（乌干达核心）。情报显示，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军，是块硬骨头。但我们装备的连发步枪和轻型山地炮，将对他们的老旧火绳枪和长矛形成代差优势。我们将采取钳形攻势，绕过不必要的纠缠，直捣其首都门戈。然后小股精锐将伺机进入卢旺达和布隆迪高原，那里地形复杂，部落林立，我们将采取‘分而治之’策略，拉拢一部分，打击最顽固的另一部分，逐步建立堡垒哨所网络。南路部队则将适时分别从意属肯尼亚向南，进入坦桑尼亚沿海和内陆，目标征服当地分散的苏丹国和部落，北路同时从卢旺达和布隆迪高原切入坦桑尼亚北部，并最终与南路部队会师坦桑尼亚。最终，实现对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实际军事控制，并伺机向更南方的马拉维、赞比亚方向进行武装侦察和渗透。”
海军次长接着说：“首相阁下，诸位同僚。驻扎在塔兰托的‘非洲特混舰队’（以三艘装甲巡洋舰为核心，辅以数艘炮舰和运输船）已组建完毕，会在一周内完成最终补给，启航南下，目标东非沿岸，进行‘例行巡航与友好访问’。海军舰队负责东非漫长海岸线的警戒与事实上的封锁，为登陆部队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并确保从索马里到莫桑比克海峡的航路绝对安全，阻止任何外部势力可能的海上干预。”
命令被清晰而迅速地传达下去。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多米诺骨牌式推进，商业探险、外交欺骗、军事威慑三股力量紧密交织，力求以最小的国际动静和自身代价，将那片蕴藏着未知财富和战略价值的广袤土地，一块块悄然纳入意大利的版图。
两周后，印度洋灼热而蔚蓝的海面上，悬挂着意大利绿白红三色旗的非洲特混舰队，排成巡航队形，沉稳地劈波斩浪，向南航行。钢铁舰首犁开白色的浪花，粗壮的炮管在赤道阳光下闪烁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舰队司令站在旗舰“圣马可”号装甲巡洋舰的舰桥上，目光锐利地注视着远方那逐渐清晰、笼罩在热浪氤氲中的非洲海岸线。他的任务并非直接参与内陆的攻城掠地，而是进行战略威慑，封锁潜在对手（主要是桑给巴尔苏丹国残余势力和某些不安分的沿海城邦）的海上通道，并为可能的两栖登陆行动提供随时可召唤的毁灭性火力支援。这支游弋在海岸线的钢铁力量，本身就是一张覆盖东非沿岸的无形巨网和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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