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春季，中法战争的烽火并未因海上的封锁和局部的陆战僵持而熄灭，反而在中越边境和越北山区燃烧得更加炽烈。然而，一则来自远东的电报，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外交界——1885年3月底，清军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重创法军，一举扭转了陆战开始以来的颓势。
消息传至巴黎，舆论一片哗然。对远征军巨额开支早已不满的法国议会，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迅速以306票对149票的悬殊比数，否决了政府提出的新的军费追加案。力主扩张的总理儒尔·费里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黯然引咎辞职。巴黎的沙龙和报纸上，充斥着“雪耻”、“复仇”的狂热叫嚣，法兰西新政府迫于压力，紧急向越南法军拨付了五千万法郎，试图稳住阵脚，但国内厌战情绪已然弥漫，战争的持续能力大打折扣。
罗马，奎里纳莱宫。亚历山德罗拿着这份来自巴黎和北京几乎同时送达的急电，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意。他看向围坐在战略室内的内阁核心成员，“先生们，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法国人摔了个大跟头，巴黎乱成一团；北京那边，虽然赢了仗，但国库想必也已经见底，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和平，也更容易接受……合理的条件。”
外交大臣科隆纳伯爵立刻领会了首相的意图：“我们一直扮演着‘善意’的调停者角色，现在是时候将这个角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影响力了。我们应该立即向双方提出正式调停建议，取代英国人可能扮演的角色，主导和议进程。”
“必须如此。”亚历山德罗斩钉截铁，“科隆纳伯爵，你亲自负责与双方沟通。向巴黎强调，持续战争只会让法国陷入更深的泥潭，体面的和平符合法兰西的利益；向北京暗示，意大利的调停可以为他们争取到比直接面对法国鹰派更好的条件，避免战争无限期拖延导致国力崩溃。我们要促成停战，而且要快。”
在意大利外交官高效率的穿梭斡旋下，疲惫不堪且内外交困的交战双方，都看到了体面结束战争的台阶。1885年4月，在清政府默许乃至某种程度上期盼下，以意大利为主要调停方的中法停战谈判在天津秘密开启。意大利巧妙地利用了法国新政府渴望摆脱困境、以及清廷虽获小胜却深知国力不济无力长期对抗的心理。
谈判桌上，意大利代表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暗中引导。最终，双方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清政府明令批准了之前由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的《简明条约》（即《李福协定》），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作为交换，法国解除了对台湾和北海（广西）的海上封锁，中法战争至此戛然而止。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终于松了一口气，颁布了停战诏书。
然而，这场“不败而败”的战争彻底暴露了清帝国的外强中干和国库的空虚，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喘不过气来。就在停战协定墨迹未干，清廷上下以为可以稍作喘息之时，意大利的“账单”悄然而至。
亚历山德罗在罗马主持了最后一次关于台湾行动的内阁会议。“清国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虽然陆上小胜，但海上惨败，马尾水师覆灭，国库空虚，对遥远的台湾控制力降至冰点。而我们，已经在基隆和高雄拥有了坚固的据点和平整的土地。现在，该是提出我们‘合理要求’的时候了。”
他下达了明确的指令：“外交与军事双管齐下。科隆纳伯爵，向北京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强调意大利在调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清国‘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避免了更大损失。然后，以‘协助清国防御台湾，防止法国或其他列强卷土重来’，‘维护远东和平与稳定’为名，提出由意大利‘接管’台湾的防务。同时，暗示我们可以提供一笔低息贷款，帮助清国进行战后重建和海军恢复——当然，这笔贷款可以用某些‘权益’作为抵押或担保。”
他看向陆军大臣和海军代表：“远征军和特混舰队立即出发，以‘保护侨民和商业利益、预防局势动荡’为公开理由，但要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我们要让北京明白，我们不仅有‘橄榄枝’，更有随时可以落下的‘利剑’。”
1885年5月，一支规模远超之前的意大利特混舰队，护卫着数艘大型运输船，出现在台湾沿海。舰队搭载着由7000名精锐士兵组成的远征军，以及大量的火炮、弹药和后勤物资。与此同时，在基隆和高雄，早已扩充至3000人并完成战备的“华商保安队”和3000海军陆战队也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
面对意大利舰队黑洞洞的炮口和登陆部队明晃晃的刺刀，以及外交照会中隐含的军事威胁和看似诱人的贷款许诺，北京紫禁城内再次陷入激烈的争吵。主战派虽有心抗争，但国库空空如也，精锐北洋舰队尚在雏形，陆师疲敝，实在无力再开启一场与欧洲列强的战争。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则认为台湾孤悬海外，管理困难，易招外患，既然意大利愿意出钱“购买”（贷款本质）并承诺“协助防御”，不如顺势而为，舍弃这个“包袱”，换取喘息之机和急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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