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的日子，像一盘反复播放的老磁带，充斥着各种熟悉又令人疲惫的杂音。吴师傅的病情在缓慢好转，已经能拄着拐杖在楼道里慢慢走动，但失去工作的阴影和经济的困窘，依旧像无形的巨石压在一家人心头。马桂芳在“林记”干活时更加卖力，仿佛想用汗水冲淡家里的愁云。
这天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傍晚时分，筒子楼里比平时多了些躁动。家家户户都有人拿着印有“红星农机厂”字样的牛皮纸工资袋回来，里面装着薄厚不一的钞票和几张工业券、副食券。
晓燕给马桂芳结了这个月的工钱，比平时多包了个小红包，说是给吴师傅买点营养品。马桂芳千恩万谢地接了，揣在怀里，匆匆往家赶。晓燕知道，她是要赶着把这钱和厂里刚发的工资凑在一起，计算这个月的开销、药费和可能拖欠的房租。
不一会儿，楼道里就传来了各种声音：
“怎么又比上个月少了五块？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一个妇女尖利的声音带着哭腔。
“嚷嚷啥！有的发就不错了！三车间的人都放假了！”男人烦躁的回应。
“爸！爸！给我五毛钱吧，学校要买新出的《少年科学画报》！”孩子央求的声音。
“买什么买！下个月馒头钱都不知道在哪呢！”
也有稍微轻松点的：
“哎，老李，听说你们车间这个月奖金发了？”
“嘿嘿，不多不多，赶上一批急活儿，加了几天班。”
“还是你们技术工种吃香啊…”
晓燕推着自行车出来，正好看到马桂芳在楼道口的公共水池洗菜，脸色不太好看。旁边站着同样愁眉苦脸的刘大头媳妇，正在唉声叹气地搓洗一件工装。
“芳姨，怎么了？”晓燕停下车问。
马桂芳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厂里发的工资，又扣了十块说是‘集资建宿舍楼’…这楼都集资三年了，影子都没见着…老吴的药快断了…”
刘大头媳妇也凑过来，愤愤不平：“就是！说是效益不好，可你看厂办那几个领导，哪个不是天天‘永久’自行车骑着，‘金星’电视看着？苦就苦了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永久”牌自行车和“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是家庭富裕的标志性物件。工人们累死累活一个月，可能都买不起一台电视，而领导阶层却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初期的一点“红利”，这种落差感在困境中被无限放大。
这时，一个穿着劳动布工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年轻工人推着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走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他是厂技术科的助理技术员，叫赵学栋，大学毕业分来没多久。
“马大姐，刘家嫂子，”赵学栋停下自行车，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犹豫，“你们…听说了吗？厂里贴出通知了，正式鼓励‘停薪留职’！”
“停了薪，留了职，喝西北风去啊？”刘大头媳妇没好气地说。
“不是，”赵学栋推了推眼镜，压低声音，“我有个大学同学，分在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厂，他们那边缺懂机械维修的技术员，待遇特别好！一个月基本工资就一百二，还有奖金！他想让我过去试试…”
“一百二？！”马桂芳和刘大头媳妇都惊呆了。这几乎是她们丈夫在厂里辛苦一个月工资的三倍！
“是啊！”赵学栋越说越激动，“那边都是新设备，能学到真东西！就是…就是得把厂里的‘铁饭碗’撂下，心里有点没底…”他脸上充满了对机遇的向往和对未知的恐惧。
“小赵，你可想清楚！”刘大头媳妇提醒道，“厂里再不好，好歹是国家单位，生老病死有依靠。去了那边，万一人家厂子黄了，你回来连窝都没了！”
马桂芳也点头：“是啊，外面哪有那么容易…”
赵学栋脸上的兴奋淡了些，变得纠结起来。他看着筒子楼斑驳的墙壁，听着楼道里各家为钱争吵的声音，又想想同学信里描述的深圳速度和百元月薪，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这就是时代抛给一代人的选择题：是守着日渐锈蚀的“铁饭碗”，还是冒险跳入市场经济的洪流去搏一个未来？
晓燕在一旁听着，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娟子的抉择”，只是发生在这些更有技术、却也背负着更多体制羁绊的年轻人身上。
正在这时，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响起。郑文斌老师骑着他那辆擦得一尘不染的“永久”二八车过来了，车筐里放着几本书。他显然是来找晓燕的，看到楼口这阵势，愣了一下，但还是礼貌地和众人打了招呼。
“郑老师来了。”马桂芳打招呼道。
“嗯，来找林老板讨论一下…嗯…企业文化宣传的事儿。”郑文斌推了推眼镜，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目光却瞟向晓燕。
几乎是前后脚，一阵沉重的发动机轰鸣声由远及近。陈默那辆东风大卡像个黑色的守护神，精准地停在了巷口。他跳下车，手里拎着一网兜刚下来的、水灵灵的黄瓜，目光扫过郑文斌那辆锃亮的“永久”自行车和车筐里的书，又看到和晓燕站得颇近的赵学栋，眉头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雷达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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