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大楼的顶层，灯火彻夜未熄。
赵立春的办公室里，烟灰缸早已堆满了烟蒂。那份来自星海市的、装订得如同艺术品的申报报告，正摊开在他的红木办公桌上。他已经看了整整三个小时。
一开始，他是带着审判官的挑剔去看的。他试图在那些宏大得近乎狂妄的词句间，找出逻辑的漏洞和事实的硬伤。他想证明，陆远那场精彩的“英文路演”，不过是空中楼阁，是投机取巧的语言魔术。
可越看下去，他背脊的寒意就越重。
报告的字里行间，没有官样文章的陈词滥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到可怕的逻辑推演。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到地缘政治的潜在风险，再到未来科技的颠覆性节点，每一个“科幻”设想的背后，都有一条清晰的、指向国家最高利益的逻辑链条。
赵立春的手指，停留在“蓝色金融创新中心”那一章。陆远的方案里，这个中心不只是为新区提供资金，其更深远的目的，是探索建立独立于西方体系之外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海洋资源）的定价权。
他的心脏猛地一跳。
定价权！这是何等敏感而又充满诱惑的词汇。
他再翻到“海洋国际法与争端解决仲裁院”一节。陆远在其中阐述，随着全球海洋权益争夺的白热化，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法话语权阵地，不能永远在别人的规则里当被告。而星海，可以成为这个阵地的起点。
赵立春缓缓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感到一阵晕眩。
这不是一份城市发展规划，这是一份国策建议书。
陆远哪里是在申报一个新区？他是在借着申报新区的名义，向中枢递交一份他个人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完整思考。而星海市，只是他用来承载这份思考的那个“支点”。
高建成那份四平八稳、数据详实的报告，在它面前，就像是一篇优秀的小学生作文，工整、漂亮，却与这份探讨着宇宙真理的博士论文，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赵立春感到了一种被冒犯的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后浪狠狠拍在沙滩上的无力感。他忽然明白了陆远那句“一个故事的开头”。
高建成在努力证明自己有资格“继承”一份现成的家业。
而陆远，是在邀请国家，与他一起“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
谁的格局更大，一目了然。
可……这太危险了。赵立春的理智告诉他，陆远的方案，每一步都走在钢丝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甚至沦为国际笑话。把冀东省的未来，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这样一个年轻人天马行空的狂想上，值得吗？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节奏越来越乱。那座在他心中早已稳固的天平，此刻正以前所未有的幅度，疯狂地左右摇摆。
……
星海市，招待所。
郭怀章同样一夜未眠。他房间的灯也亮着，但他没有看报告，只是站在窗前，看着远方海平面上渐渐泛起的鱼肚白。
昨天下午，他与远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一位在发改委内部极有分量的老领导，通了半个多钟头的电话。
电话里，他用尽了自己几十年的语言功力，试图客观地描述在星海的所见所闻。
“老领导，石安的方案，是一份能打95分的标准答卷，稳妥，扎实，符合我们对一个省会城市的所有预期。”
“星海的方案呢？我没法打分。”郭怀章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它根本就没在答我们出的卷子。它想做的，是重新定义‘考试’本身。这份报告，与其说是给我们地区经济司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中央财经委员会，甚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看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怀章啊，”老领导的声音悠悠传来，“我搞了一辈子规划，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错过。你觉得，我们会错过什么吗？”
郭怀章的脑海里，浮现出陆远站在盐碱地上，用流利的英语说着“Co-founders”时，那双平静而自信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错过一个时代，”他低声说，“但我知道，如果我们简单地否定它，我们一定会错过一个……一个能把一座城市的未来和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通电话，最终决定了很多事情。
三天后，一则消息如同一颗深水炸弹，在冀东省的官场上引爆。
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关于冀东省国家级新区的最终遴选，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由申报城市的主要负责同志，直接向主管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央领导，进行当面汇报。
没有省里的推荐环节，没有部委的预审。
直接面圣。
消息传到石安市，高建成愣了半晌，随即脸上露出了更加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是中央对他的方案高度重视的体现。面圣？那正好。他那份堪称完美的报告，正需要一个足够分量的舞台来展示。他立刻召集了最顶尖的团队，将三百多页的报告，浓缩成一份十分钟的PPT，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表，都力求做到无可挑剔。他相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花哨的言辞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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