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蒙边境那片被风沙剥蚀的荒原回来后，陈岁安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掉了。
具体是什么，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关于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的最后一点幻想——在那架坠毁的飞机，在那座宏伟的大坝、关于地下深处星星点点的灯火里，周默有没有找到他的父母？苏晴仅仅是在这个世界维度被怜悯抹掉的符号？他第一次触碰到了比个人命运更庞大、更沉重的轮廓。那不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仍然在呼吸、在低语的“过往”，带着铁锈和血的味道。
还好，曹蒹葭和王铁柱都活灵活现地活在靠山屯。
这成了他唯一的锚点。从边境回到省城，他几乎没怎么停留，就踏上了回屯的班车。看到蒹葭站在她家林场小屋前，踮着脚晾晒那些五颜六色的草药；看到铁柱穿着旧军装，帮自家货站扛着沉重的山货麻袋，咧着嘴冲他笑，露出被烟熏得微黄的牙齿——那一刻，陈岁安才觉得自己重新踩在了实地上。
看到第二个“自己”架不住老K的劝说，和他一同坐上了吉普车远去。陈岁安能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了其他人参与。
陈岁安知道第二个自己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陷入了死循环。
而他将代替他，在这个世界继续生活……
时间一长，陈岁安发现了一件更为恐怖的事情。
或许是中蒙边境下那些幽深无尽的洞窟侵蚀太久，阴冷的地脉煞气悄然消磨了某些连结；又或许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在不可知的因果律中带走了那份传承——当陈岁安重新站在靠山屯的土地上，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
七十二路仙家的气息，已从他身上彻底剥离。
曾经那种若有若无的“感觉”消失了。不再是闭上眼睛就能隐约感知山林间精怪游走的方位，不再是对着月光呼吸时体内流转的微弱暖流，不再是危机临近时皮肤下那几乎本能般的细微颤栗。此刻的他，就像一个被骤然抽空的水囊，内里干涸得只剩下自己的心跳与呼吸。山风依旧吹过林梢，但他再也听不见风中夹杂的那些古老低语；夜色里依旧潜藏着无数眼睛，但他已失去了与它们对视、乃至沟通的资格。
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
从打这以后，陈岁安就不在仙堂里给人看事了。但他也很释然，他也听人说过，泄露天机者，终会遭五弊三缺的报应。他更怕这份因果牵连到王铁柱和曹蒹葭。自打“那两个自己”的诡事发生后，这两位最亲近的朋友对他已是惧多于亲。昔日热闹的联系，就这样在无声的惊恐中，渐渐淡了、散了。
生活一切依旧。屯子里弥漫着秋收后秸秆焚烧的烟味，女人们聚在井台边浆洗衣物，议论着张家的媳妇李家的娃。货站的算盘珠子响得噼啪，收音机里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父亲陈建国依旧沉默地整理着收来的松子、榛蘑和鹿茸，母亲李秀兰依旧在围裙上擦着手，从厨房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
可陈岁安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
这平静太厚重了，厚得像捂在口鼻上的棉被。
而他，刚刚从真正的“战场”边缘回来。边境地下那些模糊却巨大的恐惧，日夜啃噬着他的神经。他需要更强烈的刺激，需要一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截然不同的噪音。
于是，当收音机里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深圳速度”、“经济特区”这些字眼时，一个念头野草般在他心里疯长。
“我去南边看看。”吃饭时，他突兀地说。
陈建国抬起头，看了他很久，才“嗯”了一声。李秀兰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往他碗里多夹了一筷子酸菜粉。
一九八八年初春，陈岁安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深圳像一口沸腾的大锅。推土机的轰鸣日夜不休，尘土飞扬中，一幢幢高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满街都是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年轻人，拎着硕大的公文包，操着各种口音，谈论着“股票”、“批文”、“外汇券”。霓虹灯彻夜不熄，港台歌曲从每一个有喇叭的店铺里汹涌而出，声音大到能淹没一切思考。
陈岁安在这里混了几个月。凭着能写会算，在一家不大的建筑公司找了个绘图员的临时活。他跟着工头去喝过油腻的夜茶，在嘈杂的大排档里听过人们吹嘘如何一夜暴富，也见过天桥下蜷缩着、眼神空洞的失败者。这里的一切都很快，很吵，很新，新到没有任何历史的阴影。人们只关心明天能赚多少钱，下个月房价会不会涨。
最初，这种喧嚣确实麻痹了他。可渐渐地，另一种空虚感攫住了他。这里的太阳太烈，晒不透他骨子里的寒意；这里的饭菜太甜，压不住他记忆里松针和腐叶的苦味。晚上躺在闷热的集体宿舍里，听着窗外永不间断的车流声，他反而会不可抑制地想起靠山屯的寂静，想起林海雪原上风吹过树梢时那种低沉的、万物有灵的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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