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商贸者，实为开源之良策。然商贸之兴，非仅在于减税免役，更在于政治清明，法制健全。商贾之所以不敢大兴，非惧税重，而惧政乱。若能保商路之安全，立契约之信用，明货币之制度，则商贸自兴，税收自增，无需强求也。
这段分析融入了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但用的是古代政治哲学的表达方式。苏明远越写越感到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
但在这种畅快之中，也隐藏着某种不安。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古代政治话语的运用已经如此熟练，以至于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章。这种熟练是好事，还是某种失去的标志？
论及抑豪强时，他的笔锋更加犀利：
抑豪强者，乃治本之策。夫豪强之患，不仅在于其财富之多，更在于其对政治之影响。豪强与官吏勾结，则政令不行；豪强与商贾串通，则市场失序；豪强与民众对立，则社会不稳。故抑豪强之法，当从制度入手，非仅从财产着眼。
这段论述涉及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影响的理论，但表达得既深刻又不失谨慎。苏明远知道，这种对豪强的批判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符合儒家传统的社会理想。
写完对各种措施的分析后，苏明远开始提出自己的综合性建议：
臣以为，治财政之困，当以改革政制为根本，以发展生产为基础，以调节分配为手段。具体而言，当简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当鼓励农工商业，增加社会财富；当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合理分担国家负担。
这个综合性的建议体现了现代公共政策学的系统思维，但表达方式完全符合古代政论文的传统。苏明远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自由切换，如同双语者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自然转换。
但这种能力的获得，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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