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湿润、温热且带着咸腥海风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巴县山城的清爽截然不同。
文云淑抱着睡眼惺忪的肖镇，跟着人流走下舷梯，踏上南国土地的第一步，她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躁动而蓬勃的“场”。
机场里，穿着喇叭裤、花衬衫、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明显多了起来，偶尔还能听到叽里呱啦的粤语和磕磕绊绊的普通话交织，行色匆匆的人们脸上，似乎都写着“搞钱”二字。
拿着部队的介绍信，他们很顺利地在广州一家条件尚可的招待所住下。
一夜无话，但窗外城市的喧嚣和霓虹（尽管远不如后世璀璨），还是让来自内陆县城的文云义啧啧称奇，连肖镇都扒着窗户，瞪大了眼睛看那些跑得飞快的“的士”（出租车）和夜里闪烁的招牌。
第二天，他们拿着介绍信，去购买前往深圳的汽车票。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但气氛已然不同。
前往深圳的旅客需要接受比去往其他地方更严格的证件检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往“特殊区域”的紧张与兴奋。
长途汽车是那种老式的国产大巴，座椅硬邦邦的，但乘客几乎满员。车上的人成分复杂：有穿着中山装、揣着公文包的干部模样的人；有像文云义一样东张西望、满脸好奇的内地人；但更多的，则是一些眼神精明、穿着虽不算高档却明显更“港风”的生意人，他们随身带着大包小包，低声交谈着，偶尔蹦出“外汇券”、“电子元件”、“订单”之类的词汇。
汽车驶出广州城，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化。农田依旧存在，但多了许多正在搭建的厂房脚手架，巨大的广告牌开始出现，上面画着诱人的商品和看不懂的英文。
越往南走，这种建设的痕迹就越发密集，尘土飞扬的工地与宁静的岭南水乡奇异共存。
“看！那边！”文云义忽然指着窗外。只见一片空旷的土地上，用铁丝网圈起了大片区域，里面是整齐划一的白色厂房，高耸的烟囱冒着淡淡的烟，门口挂着“XX（深圳）电子厂”的牌子。
文云淑的心猛地一跳——电子厂！这和她兜里那些小巧的电子表，似乎有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
汽车经过一个叫“布吉”的地方，检查站更加严格，武警战士上车逐一核对证件和边防证（前往深圳经济特区需要办理）。
当汽车最终驶过那道标志着界限的关口，进入深圳市区时，尽管文云淑早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她和文云义彻底震撼了。
这哪里像是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巨大无比、喧嚣沸腾的建筑工地！
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推土机、起重机、打桩机，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宽阔的黄土大道（深南大道尚在雏形）被各种车辆碾压得凹凸不平，泥头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烟尘。
道路两旁，低矮的旧村落（城中村前身）与拔地而起的崭新楼宇犬牙交错，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冲击着每一个初来者的传统观念。
按照刘培基信中提到的大致方位，他们几经周折，换乘了那种颠簸不堪的“招手停”小巴，又步行了一段坑洼的土路，终于找到了位于罗湖区边缘的罗家村。
眼前的罗家村，也与他们想象的宁静村庄大相径庭。
村子被周围轰鸣的工地半包围着，村口歪歪扭扭的电线杆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电线，像一张巨大的蛛网。
村子里原有的岭南风格老屋之间，见缝插针地搭建了许多低矮的、用石棉瓦和铁皮做顶的临时建筑，不少都敞着门，里面传出“滋滋”的电焊声、“哒哒”的缝纫机声，或者小型冲压机的撞击声。空气中混杂着机油、塑料加热和饭菜的味道。
孩子们在堆满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巷子里追逐打闹，穿着工装、满身油污的年轻人端着饭盆蹲在门口吃饭，眼神里是疲惫与渴望。
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自发形成的“三来一补”加工作坊聚集地。
他们打听刘培基的家人。村民一听是找“刘家”，都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热情地指了路。
刘家的房子在村里算是比较体面的，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甚至贴了马赛克，在这片混乱中显得有些突兀。
接待他们的是刘培基的父亲，一位精神矍铄、眼神里透着精明的老人，大家都叫他刘老伯。
他操着带着浓重口音的广普，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
家里摆设也让文云淑开了眼界：双卡录音机、日本彩电、嗡嗡作响的雪花牌电冰箱……这些在巴县还属于顶级奢侈品的“大件”，在这里似乎已是寻常。
“阿基在部队，多亏你们照应啦！”刘老伯笑着，拿出汽水和精致的香港点心招待他们，“他不在，家里的事，主要靠他阿妈（妈妈）在港岛那边的亲戚帮衬。”
寒暄过后，文云淑迫不及待地问起这里的情况和电子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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