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中，徐晃与几名心腹将领对坐，气氛凝重。
“将军，粮食最多再撑二十日。箭矢、滚木、火油等守城器物，消耗也甚巨。若再无援军消息，军心恐将溃散。”副将低声道。
另一名将领忧心忡忡：“末将听闻，关中曹真将军已出武关，但为何迟迟不至？莫非……途中受阻？或是宛城有变？”
徐晃沉默片刻，缓缓道：“大将军用兵，向来谋定后动。关中援军未至，必有缘由。或许是在等待时机，或许是要集结足够兵力，一举破敌。我等既受命守城，便当坚守到底，不可自乱阵脚。”
话虽如此，他心中何尝不焦虑？司马师骑兵在侧，为何不尝试袭扰敌军粮道，或里应外合？曹真大军东来，为何不加快速度？这些疑问，他无法对下属言明，只能压在心底。
“从明日起，”徐晃沉声道，“军官饭食再减一成，省下补给重伤员。多派老兵、稳重温厚之人，到各营与士卒同食同住，多讲往日战功，多言大将军恩义，稳定军心。严查散布谣言、动摇军心者，立斩不赦！”
“诺！”
众人领命退下。徐晃独自立于城楼窗前，望着城外连绵的敌营和汉水上如林的帆樯，握紧了剑柄。孤城困守，如坐针毡。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司马懿的后手能及时发动，否则……樊城终将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墓。
当樊城陷入僵持之时，北面百余里外的编县，战火正炽。
编县城池不如樊城险固，守军约两千，主将王韬（虚构）能力平平，但凭借城池之利和从北面邓县得到的一些增援，倒也守了七八日。
陈砥采纳了稳扎稳打的策略。他没有像黄忠那样勐冲勐打，而是先扫清外围据点，切断编县与邓县的联系，然后才从容围城，修筑土山、挖掘地道，并不断以弓弩和喊话袭扰。
三月廿六，在持续袭扰和一次精心策划的夜袭（由石敢率敢死队攀城放火制造混乱）后，编县守军意志出现松动。加上听闻当阳失守、樊城被围的消息，城中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陈砥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他亲笔写就劝降书，射入城中，言明“顽抗则城破之日，鸡犬不留；归降则保全性命，酌量录用”。同时，令苏飞在北门发动了一次颇具声势但留有余地的佯攻，进一步施加压力。
当日下午，编县城门悄然开启一条缝隙，一名县吏打扮的中年人手持白旗，战战兢兢走出，表示愿降，但请求保全城中百姓及守军性命。
陈砥在阵前接见了这名县吏，得知守将王韬已无战心，但惧于魏法严酷，不敢公然出降，希望吴军能“体面”地入城，造成一种“力战不支、被迫失守”的假象。
“可。”陈砥应允，“但需王韬及主要军官自缚出城，缴械投降。我军入城后，秋毫无犯。若敢耍诈，城破之时，玉石俱焚！”
县吏回去禀报。次日清晨，编县北门洞开，王韬与十余名军官果然自缚而出，跪于道旁。城中守军丢弃兵器，集中于校场。陈砥率军入城，迅速控制四门、武库、粮仓，并出榜安民，重申军纪。
编县，克复。
此役，荆西军伤亡不足五百，俘获魏军一千七百余人，缴获粮草军械一批。更重要的是，打通了夷陵至当阳、编县的通道，江陵北翼威胁基本解除，并可西向威胁邓县。
入城后，陈砥立刻践行诺言，对降卒进行甄别：愿留者打散编入辅兵队；愿去者发放少许钱粮遣散；军官则暂时集中看管。同时，他亲自慰问城中父老，开仓放粮，很快稳住了局面。
就在陈砥处理编县善后事宜时，接到了赵云从樊城发来的军令：若编县已克，可分兵西向，威胁邓县，牵制司马师骑兵。
“苏飞。”陈砥召集将领，“你率一千五百人留守编县，整训降卒，安抚百姓，确保此城稳固，并监视北面邓县、东面襄阳方向魏军动静。”
“末将领命！”
“石敢，点齐一千山地营精锐，随我西进。我们不去邓县硬碰，但在邓县以东的山丘地带活动，多设旌旗，广布疑兵，做出欲断司马师后路或袭击邓县的态势，配合赵牧州的疑兵之策，让他那五千骑兵不敢放手南下。”
“属下明白！”
“马先生，”陈砥看向马谡，“你暂留编县，协助苏飞处理政务，并负责与夷陵、江陵的联络。尤其是夷陵，需将此地战况及我军动向，及时报与夫人知晓。”
“谡遵命。”
三月廿八，陈砥留苏飞、马谡守编县，自与石敢率一千山地营，轻装西进，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向邓县与樊城之间的战略缝隙。
随着编县易手、陈砥西进，以及陆逊在樊城以北布设的疑营，游弋在邓县以南的司马师骑兵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斥候不断回报：东面发现吴军山地部队活动踪迹，人数不明，但行动飘忽，专挑险要处设伏；北面通往樊城的丘陵地带，似乎多了好几处营垒，旗帜飘扬，却不见大队人马出入；南面樊城方向，联军虽放缓攻城，但围困更严，水军甚至有船只溯江西去，威胁襄阳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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