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曹叡在司马懿等人的拥立下，继位为帝，是为魏明帝。但新帝年幼（时年二十二岁，但在当时语境下可视为年轻），威望不足，朝局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曹叡看着跪伏在地的司马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知道，父皇晚年对司马懿已心生猜忌，但如今朝中能倚仗的重臣，却又离不开此人。
“仲达请起。”曹叡声音带着一丝稚嫩，却努力保持威严，“先帝骤崩，国赖长君。如今江东气焰嚣张，西蜀虎视眈眈，大魏正值多事之秋，还需仲达竭诚辅左，共度时艰。”
司马懿深深叩首，语气沉痛而坚定：“老臣蒙先帝殊遇，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陛下放心，江东之辱，臣必铭记于心！然当务之急，是稳定朝局，与民休息，积蓄国力。待时机成熟，必雪前耻！”
他这番话，既表了忠心，也暂时压下了立刻报复的冲动，显得老成谋国。曹叡微微颔首，但心中对这位功高盖主、心思深沉的托孤重臣，已然埋下了戒备的种子。
曹丕的死讯和曹叡的登基，很快传遍四方。对于江东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年轻的皇帝，内部可能的权力斗争，都会牵制曹魏的精力。
陈暮在建业得知消息，对庞统、徐庶笑道：“曹丕已死，黄口小儿继位，司马懿虽奸猾，然其势孤，魏国短期内当无力大举南侵矣。此乃天助我江东！”
然而，庞统却提醒道：“主公，曹叡虽幼，然观其应对，似非庸主。司马懿更乃心腹大患，其隐忍歹毒，尤胜曹丕。我等万不可掉以轻心。当趁此良机，加速整合内部，稳固新政，方为长久之计。”
陈暮深以为然，目光再次投向了江北和朝堂。外部的威胁暂时减轻，内部的整合与矛盾，便凸显出来。
汉中，丞相府。
诸葛亮看着手中关于曹丕病逝、曹叡继位以及江东大肆封赏的情报，神色平静，唯有羽扇轻摇的节奏，似乎比平日稍快了一丝。
“曹丕竟就此去了……可惜。”他轻轻叹息一声，不知是惋惜对手的早逝，还是遗憾失去了一个可资利用的乱源。“曹叡继位，司马懿权重，魏国朝局，恐生波澜。”
马良在一旁道：“丞相，此确乃良机。魏国新丧，主少国疑，若我军此时北伐……”
诸葛亮摇了摇头：“时机未至。曹真新败，魏军东线精锐受损，然其中原、关中根基未动。司马懿用兵，最善防守反击。此时北伐，正中其下怀，彼可借国丧之机，凝聚人心，以逸待劳。我军虽得陇右，然南中初定，交州之事亦牵扯江东精力，尚未到全力北进之时。”
他走到巨大的天下舆图前，目光掠过江东：“陆伯言经此一役，威望无两，然其功高震主，古之常理。陈暮虽雄主，然其麾下派系林立，岂能容一外姓之臣权柄如此之重？更何况，还有魏延这等勐虎在侧……”
马良恍然：“丞相是说，江东内部，或将生变？”
诸葛亮羽扇微顿，不置可否：“且静观其变。令细作多加留意建业动向，尤其是陆逊、魏延，以及江东那些世家大族的反应。另，告诉李严，荆州方向，可稍作缓和，示之以弱，让江东以为我无意东顾。”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陇右，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我们的重心，仍在陇右。积蓄粮草，训练士卒，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对于诸葛亮而言，江东的内耗，或许比一场直接的胜利，更能为他未来的北伐创造有利条件。
正如诸葛亮所料，江东内部的暗流，在胜利的狂欢之后，开始更加汹涌地激荡起来。
首先发难的，并非直指陆逊，而是指向了其推行的新政，尤其是触及了众多利益的江北新政。
以全瑞、以及一些在江北利益受损的家族为代表，开始暗中串联，鼓动朝中御史言官，上奏弹劾江北都督府“行事酷烈”、“与民争利”、“苛察过甚”，导致“民怨沸腾”，甚至隐隐将之前魏延违令之事，也归咎于陆逊“御下无方”、“不能服众”。
这些奏章如同雪片般飞向陈暮的御桉。他们不敢直接攻击陆逊的赫赫战功，便从其执政的“瑕疵”入手，试图一点点削弱其威望和权柄。
与此同时，关于魏延在庆功宴上对陆逊“不敬”的细节，也被有意无意地放大和传播开来。军中一些同样对陆逊严苛军法不满的骄兵悍将，以及一些本就与魏延交好、认为其受了大委屈的官员，开始为魏延抱不平，认为陆逊“不能容人”、“嫉贤妒能”。
两种声音看似不同，一者攻讦新政，一者同情魏延，但其背后指向的目标，却隐隐重合——那就是权倾朝野的大都督陆逊。
魏延本人，在官复原职后，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孤傲。他拒绝了大部分宴请，除了操练本部兵马，便是闭门不出。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那平静表面下压抑的火山。陆逊那日宴会上“时机未至”的回答，如同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里。他始终认为，陆逊是故意看着他去送死，用他和数千弟兄的血，来铺就自己的功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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