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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的春天，是在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中到来的。冰雪消融，沔水与江水（长江）水位上涨，原本应是万物复苏、农耕繁忙的季节，但荆北大地，尤其是襄阳周边，却完全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曹操大军驻扎宛城、新野至襄阳一线，营寨连绵二百余里，旌旗遮天蔽日。来自北方各州的步骑精锐、粮草辎重，依旧在源源不断地向南汇集。襄阳城内外，空气中终日弥漫着人马汗臭、皮革金属以及草木炊烟混合的复杂气味，一种庞大战争机器开动时所特有的、令人窒息的氛围。
陈暮督荆北的职责，因曹操的到来和大战的临近，变得前所未有的繁重与关键。他如同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奔走于郡守府、各仓廪、码头与曹操行辕之间。
处置蔡瑁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蔡瑁、蔡熏父子被公开处决，首级传示各军及荆北各郡县，确实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荆襄士族们彻底收起了小心思，至少在明面上，对陈暮推行的各项政令配合了许多。王粲主持的蔡氏产业清算进展顺利，大量田产、商铺、船只被收归官府，部分用以赏赐文聘等有功将领，部分则廉价发卖给了一些中小士族以示恩宠，迅速填补了府库，也为大军提供了宝贵的物资。
然而，压力也随之而来。曹操行辕对粮草、军械、民夫的需求命令，如同雪片般飞来，数额巨大，时限紧迫。陈暮不得不与王粲等人日夜筹划，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原有的赋税体系被运转到极致，再加上对蔡氏产业的榨取，才勉强维持着对前线大军，尤其是对驻扎在樊城一线、由曹仁都督的前锋部队的供应。
“使君，江夏郡来报，征集的三万石军粮，因春雨道路泥泞，转运迟缓，恐难在限期内送达樊城。”王粲揉着发红的眼睛，向陈暮汇报，声音带着疲惫。
“征发的五千民夫，已有数百人因劳累病倒或逃亡，各县长吏叫苦不迭，言民力已近枯竭。”负责徭役调派的功曹也是一脸愁容。
陈暮听着汇报，面色沉静，心中却如汤煮。他深知底层民众的苦难，但大战当前，没有任何退路。他只能尽力协调，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不得不动用了一些非常手段，强制征调了一些士族家囤积的存粮和奴仆，引得怨声载道，但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住。
他仿佛一块被投入洪炉的砥石，承受着来自上下左右的巨大压力和摩擦，既要满足曹操那近乎无底洞般的需求，又要尽力维持荆北不至于彻底崩溃。每一天，都在考验着他的精力、智慧和意志的极限。
这一日，曹操在行辕大殿召集所有高级将领与幕僚，正式商议南征的具体方略。陈暮作为督荆北、保障后勤的核心人物，亦在召见之列。
大殿内气氛凝重，文武分列。曹操端坐上位，目光扫过麾下济济一堂的英才，沉声道：“孙权据守江东，倚仗水师之利，抗拒王命。周瑜、鲁肃之辈，亦非庸才。今我大军云集，粮草已备，当如何进兵，一举平定江南？诸公可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性情急躁的先锋大将曹仁便出列道：“丞相！我军携雷霆之势，兵精粮足，何须赘言？当以荆州水师为前导，步骑主力随后，自江陵、樊城等处择地渡江，直捣柴桑，寻周瑜主力决战！凭我军将士之勇，必可一鼓作气，踏平江东！”
不少北方将领纷纷附和，认为凭借绝对的实力优势，完全可以横渡长江，与江东军进行决战。
然而，以荀攸、贾诩为首的谋士们则持不同意见。
荀攸道：“丞相，曹将军所言虽壮，然不可不察。我军之长在于步骑，水战实非所长。荆州水师新附，战心未固，舟船虽众，操练与默契远不及江东久经战阵之水军。长江天堑，风浪难测，若贸然以水师主力决战，一旦有失，则大势去矣。不若稳扎稳打，先巩固江北防线，以水师巡弋江面，护我粮道，同时遣精兵良将，扫清江北依附孙权之势力，如屯驻夏口的刘备等，再图南进。”
贾诩补充道：“公达（荀攸）之言甚善。孙权初立，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或可遣使离间，分化其众。待其内乱，或我军水师操练精熟，再渡江决战，方为上策。”
双方争论不休，主战派与稳妥派各执一词。曹操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目光深邃，未置可否。
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直沉默倾听的陈暮身上：“明远，你总督荆北，于彼情知之甚详，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陈暮身上。他一个以文事、后勤见长的官员，在此等纯粹的战略军事问题上，会有什么见解？
陈暮深吸一口气，出列行礼，声音清晰而沉稳：“回丞相，诸位将军、先生之论，皆有其理。然暮以为，此战关键，不在是否渡江，而在如何‘以我之长，击彼之短’。”
他走到大殿中央悬挂的巨幅舆图前，指向长江沿线：“我军之长，在于陆战无敌，兵甲精良，粮草（相对）充足。江东之长，在于水师精锐，熟悉江情。故，我军战略，不应是单纯寻求水师决战，亦不应是无限期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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