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枯井的发掘结束后，秦建国的生活似乎该回归原有的轨道。但那些木箱、信件、星图，还有周维明笔记上“阴阳或将永隔”的字句，像细密的蛛网，黏在他的思绪里。工棚里，唐代陶俑静静地立在修复台上，而他握着工具的手，却迟迟没有落下。
手机震动了。是林文渊发来的照片——南京图书馆密室里发现的一本皮质笔记本，摊开的那页画着复杂的几何图形，旁注：“七点成阵，三点为枢，枢动则阵转。”
“三点为枢。”秦建国喃喃重复。天津枯井是其一，南京老宅是其二，第三点在哪里？
他拨通林文渊的电话。南京正是梅雨季的开端，林文渊的声音裹挟着淅沥的雨声：“笔记本是周维明的工作日志，从1937年记到1939年。大部分是工程数据和草图，但最后几页很特别——他在研究‘三枢联动’。”
“什么意思？”
“我还在看。但从草图看，他似乎设计了一个三角结构：天津点、南京点，还有第三个点，三点用虚线连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点都有星图标记，但第三个点的标记是空白的，只写了一个字：‘时’。”
“时？”秦建国起身，走到贴满照片和图纸的墙前，“时间？时机？还是……时代？”
“都有可能。但更关键的是这句。”林文渊念道，“‘三枢如钟表三针，各司其职：津藏物，宁藏法，第三枢藏……’后面被涂掉了，墨迹晕开，像是水滴。”
秦建国凝视着墙上那张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天津、南京，两点之间画一条线，再以这条线为边，作等边三角形——第三个顶点落在长江中游，大约在安庆、九江一带，但更精确的位置需要计算。
“笔记本里有没有坐标？数字？方位角？”
“有一串数字：115.5，30.5，7。看起来像经纬度，但不太精确。还有一行小字：‘江心见月，斗柄指南’。”
“江心见月……”秦建国立即想到，“是在江上？还是江中岛？‘斗柄指南’——北斗斗柄指向南，那是夏季的星象。”
“夏季，江心，月夜。”林文渊在电话那头翻动纸页，“如果这是寻找第三点的线索，那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夏天，在特定地点观察天象。”
秦建国却想到另一个角度：“周维明是工程师，不是诗人。他的隐喻应该有工程学基础。‘江心’可能不是真正的江心，而是某种结构或地形的代称。‘见月’可能需要特定角度的反光或投影。”
两人约定，林文渊继续研读笔记本，秦建国则从工程角度分析线索。挂断电话后，秦建国没有立即开始计算，而是从档案柜里取出天津文物的高清照片，一张张重新审视。
不是看文物本身，而是看它们的摆放。
十二个木箱的陈列，在发掘现场照片中一目了然：三排四列，整齐如矩阵。但秦建国注意到，从门的方向看，箱子并非完全正对，而是有微小的旋转角度。当时以为是地面不平，但现在想来，也许是有意的。
他用量角器在照片上测量。以门口为观测点，第一排箱子逆时针偏转约7度，第二排正对，第三排顺时针偏转7度。整体形成一个极扁的“V”形。
“7度……”这个数字太熟悉。周家系统中，“七”无处不在：七个点、七色、七曜、七序锁。
他将箱子的偏转角度与星图对比。北斗七星中，天枢与摇光的连线，与赤道圈的夹角大约也是7度。而在天文观测中，7度是北斗在一年中位置变化的幅度之一。
“箱子排列是星图投影。”秦建国意识到，“但不是平面投影，是立体投影——用箱子的高度模拟星体亮度？”
他调出每个箱子的文物清单。一号箱是古籍，二号箱书画，三号箱青铜器……十二个箱子，按材质分类。但周维明的记录显示，隐藏时间是“民国二十八年冬至始，二十九年春竣”，历时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完全可以按任何顺序装箱，为什么非要按材质？
除非顺序本身就是信息。
秦建国将箱子按编号重新排列：壹到拾贰。如果对应十二辰，或十二地支，或十二月……他尝试各种对应关系，都不完全契合。直到他想起铜盘上的八卦符号——只有七个卦，缺“坤”。而十二个箱子，如果分成三组，每组四个……
他猛然起身，在纸上快速计算：十二地支分三组，每组四支，可对应四季、四方。但周维明用“三枢”，不是“四枢”。
“三组，每组四个箱子。”秦建国喃喃道，“每组一个‘枢’？”
他拨通天津博物馆的电话，联系上文物保管部的张主任。寒暄后，他问：“张主任，那十二个箱子的文物，现在分类整理得如何了？”
“按材质和年代初步分类了。不过有件怪事，”张主任的声音带着困惑，“我们在每件文物的包装里，都发现了一小张标签纸，用毛笔写了极小的字，像是编码。但编码规则看不懂——不是数字，也不是字母，像是某种符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