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枯井的发掘结束后,秦建国的生活似乎该回归原有的轨道。但那些木箱、信件、星图,还有周维明笔记上“阴阳或将永隔”的字句,像细密的蛛网,黏在他的思绪里。工棚里,唐代陶俑静静地立在修复台上,而他握着工具的手,却迟迟没有落下。
手机震动了。是林文渊发来的照片——南京图书馆密室里发现的一本皮质笔记本,摊开的那页画着复杂的几何图形,旁注:“七点成阵,三点为枢,枢动则阵转。”
“三点为枢。”秦建国喃喃重复。天津枯井是其一,南京老宅是其二,第三点在哪里?
他拨通林文渊的电话。南京正是梅雨季的开端,林文渊的声音裹挟着淅沥的雨声:“笔记本是周维明的工作日志,从1937年记到1939年。大部分是工程数据和草图,但最后几页很特别——他在研究‘三枢联动’。”
“什么意思?”
“我还在看。但从草图看,他似乎设计了一个三角结构:天津点、南京点,还有第三个点,三点用虚线连接,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点都有星图标记,但第三个点的标记是空白的,只写了一个字:‘时’。”
“时?”秦建国起身,走到贴满照片和图纸的墙前,“时间?时机?还是……时代?”
“都有可能。但更关键的是这句。”林文渊念道,“‘三枢如钟表三针,各司其职:津藏物,宁藏法,第三枢藏……’后面被涂掉了,墨迹晕开,像是水滴。”
秦建国凝视着墙上那张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天津、南京,两点之间画一条线,再以这条线为边,作等边三角形——第三个顶点落在长江中游,大约在安庆、九江一带,但更精确的位置需要计算。
“笔记本里有没有坐标?数字?方位角?”
“有一串数字:115.5,30.5,7。看起来像经纬度,但不太精确。还有一行小字:‘江心见月,斗柄指南’。”
“江心见月……”秦建国立即想到,“是在江上?还是江中岛?‘斗柄指南’——北斗斗柄指向南,那是夏季的星象。”
“夏季,江心,月夜。”林文渊在电话那头翻动纸页,“如果这是寻找第三点的线索,那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夏天,在特定地点观察天象。”
秦建国却想到另一个角度:“周维明是工程师,不是诗人。他的隐喻应该有工程学基础。‘江心’可能不是真正的江心,而是某种结构或地形的代称。‘见月’可能需要特定角度的反光或投影。”
两人约定,林文渊继续研读笔记本,秦建国则从工程角度分析线索。挂断电话后,秦建国没有立即开始计算,而是从档案柜里取出天津文物的高清照片,一张张重新审视。
不是看文物本身,而是看它们的摆放。
十二个木箱的陈列,在发掘现场照片中一目了然:三排四列,整齐如矩阵。但秦建国注意到,从门的方向看,箱子并非完全正对,而是有微小的旋转角度。当时以为是地面不平,但现在想来,也许是有意的。
他用量角器在照片上测量。以门口为观测点,第一排箱子逆时针偏转约7度,第二排正对,第三排顺时针偏转7度。整体形成一个极扁的“V”形。
“7度……”这个数字太熟悉。周家系统中,“七”无处不在:七个点、七色、七曜、七序锁。
他将箱子的偏转角度与星图对比。北斗七星中,天枢与摇光的连线,与赤道圈的夹角大约也是7度。而在天文观测中,7度是北斗在一年中位置变化的幅度之一。
“箱子排列是星图投影。”秦建国意识到,“但不是平面投影,是立体投影——用箱子的高度模拟星体亮度?”
他调出每个箱子的文物清单。一号箱是古籍,二号箱书画,三号箱青铜器……十二个箱子,按材质分类。但周维明的记录显示,隐藏时间是“民国二十八年冬至始,二十九年春竣”,历时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完全可以按任何顺序装箱,为什么非要按材质?
除非顺序本身就是信息。
秦建国将箱子按编号重新排列:壹到拾贰。如果对应十二辰,或十二地支,或十二月……他尝试各种对应关系,都不完全契合。直到他想起铜盘上的八卦符号——只有七个卦,缺“坤”。而十二个箱子,如果分成三组,每组四个……
他猛然起身,在纸上快速计算:十二地支分三组,每组四支,可对应四季、四方。但周维明用“三枢”,不是“四枢”。
“三组,每组四个箱子。”秦建国喃喃道,“每组一个‘枢’?”
他拨通天津博物馆的电话,联系上文物保管部的张主任。寒暄后,他问:“张主任,那十二个箱子的文物,现在分类整理得如何了?”
“按材质和年代初步分类了。不过有件怪事,”张主任的声音带着困惑,“我们在每件文物的包装里,都发现了一小张标签纸,用毛笔写了极小的字,像是编码。但编码规则看不懂——不是数字,也不是字母,像是某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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