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的春风，似乎比往年都多了几分躁动。冰雪消融得格外利落，才进三月，杨树就已吐出毛茸茸的穗子，柳枝迫不及待地染上新绿。秦建国小院门楣上方，悄悄挂上了一块不大的深褐色木牌，上面是王娟亲手镌刻的“木之脉”图形，底下是朴拙的“北木”二字——这是商标核准注册后，顾编辑的建议：“挂起来，是个念想，也是个态度。”
牌子挂了，变化也随之而来，且比以往更加复杂微妙。
最直接的是访客。不再仅仅是好奇的街坊、求购的商人或探访的文化干部，开始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面孔。有夹着皮包、自称某某“文化艺术开发公司”经理的，开口就是“品牌授权”、“连锁加盟”；有操着南方口音、说可以代理“北木”作品在港台及东南亚销售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两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着翻译，说是看了某本西方艺术杂志对《痕·迹》的评论，专程前来“考察合作可能性”。他们不再像以前的陈经理那样直接谈注资控股，话题更多围绕着“限量版复制”、“国际巡展代理”、“高端品牌联名”等听起来更“高级”、也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
秦建国照旧是客气接待，但心里的警惕弦绷得更紧。他让王娟主要负责接洽和记录，自己则更多时候退到工作台后，用沉默的劳作来应对这些喧嚣。他清楚，这些人看中的，是“北木”这个刚刚有了“合法身份”的牌子，以及它背后可能带来的文化附加值和商业利益，而不是院子里这些呼吸着的木头和流淌着的手艺。
徒弟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李强对这些“大生意”表现出本能的疏离和务实的不信任，他更关心院子里新进的一批老榆木料阴干得是否到位，以及接下来要帮刘婶娘家打的那套组合柜的图纸细节。李刚则有些懵懂，只觉得师父越来越忙，来找的人说话也越来越难懂。变化最大的是宋志学和，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王娟。
宋志学被那些“国际巡展”、“品牌联名”的说法撩拨得心绪难平。他觉得，“北木”既然已经在艺术上获得了认可，又在法律上有了“身份”，就应该抓住机会，走到更广阔的舞台上去，与更“前沿”、“当代”的思潮和实践对话。他私下里和秦建国提过几次，是否可以尝试与国外画廊或设计师合作，创作一些更具“实验性”和“话题性”的作品，而不是总困在“春城记忆”或“节气”这类相对“地域化”的题材里。
“师父，我不是说咱们现在的东西不好。”宋志学努力组织着语言，眼睛里有光在跳跃，“我是觉得，咱们可以走得更远。就像顾老师要给出书，不也是想让‘北木’被更多人看见、思考吗？和国外合作，也是一种被看见的方式，而且可能碰撞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
秦建国没有立刻反驳，只是问：“志学，你觉得，和那些人合作，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是你说的‘火花’，还是‘北木’这个牌子带来的别的东西？如果‘火花’溅出来的样子，不是咱们熟悉的、甚至不是咱们喜欢的，怎么办？到时候，是听他们的，还是听木头的？”
宋志学语塞，但眼神里的渴望并未熄灭。
王娟的变化则更为内敛而深刻。随着与顾编辑合作整理书稿的深入，以及应对越来越多“商业性”来访者的需要，她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除了继续学习设计理论，她还开始关注起法律（尤其是经济合同法、着作权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市场营销以及简单的财务管理的书籍。她甚至托周明远的关系，去市里的夜校旁听了几节相关的课程。她的笔记本上，除了工艺数据和设计草图，开始出现关于“品牌价值”、“知识产权保护”、“合作风险点”的思考摘要。
她私下里和秦建国有过一次长谈。“师父，我觉得，光会做东西、光有理，不够了。现在牌子有了，书要出了，盯着的人多了，好话坏话都来了。咱们得有人能看懂外面的‘游戏规则’，知道哪些坑不能踩，哪些机会可以试着抓住，但又不丢了根本。志学有艺术上的冲劲，强哥有手上的稳当，李刚肯学。我……我想试试，做那个能帮咱们看清路、把住门的人。” 她说这话时，眼神清澈而坚定，不再是那个只埋头整理资料、画设计图的女徒弟。
秦建国看着她，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当年那个在广交会上为他准备中英文说明的沉静姑娘，如今已能清晰地看到更远、也更复杂的风雨。“娟子，难为你了。这条路，不轻松。但你说得对，咱们需要这么一双眼睛，一颗清醒的脑子。你大胆去做，去学，师父支持你。有拿不准的，咱们一起商量。”
开春后，顾编辑的书稿进入了最后的图片甄选和文字润色阶段。为了拍摄更高质量的作品照片和创作环境照片，顾编辑从北京请来了一位专业的摄影师。摄影师姓赵，四十来岁，话不多，但眼神锐利。他在小院住了三天，不仅拍摄作品，更多时候是将镜头对准秦建国和徒弟们工作的状态：李强奋力推刨子时手臂肌肉的线条，王娟对着图纸凝神思索的侧影，宋志学打磨茶器时屏息专注的眼神，李刚清理木屑时那份小心翼翼的虔诚，以及秦建国在黄昏时分，独自摩挲一块木料、仿佛倾听什么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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