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秋意，在接到北京那份沉甸甸的公函后，似乎陡然加深了。秦建国心里那份关于“去说话”的笃定里，悄然掺进了一丝更具体、也更迫切的思量。南方公司那场未果的商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他先前未曾深想的隐忧：“北木”这个名字，连同它背后那些木头的故事、手上的活计、心里的念想，若只是口耳相传、君子协定的“玩意儿”，在这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复杂的世道里，会不会哪天就换了主、变了味？
这个念头一旦生发，便如秋藤缠树，挥之不去。他比以往更仔细地阅读报纸，留意那些关于“商标”、“专利”、“知识产权”的零星报道，虽然大多语焉不详，却也让他隐隐觉出，外面世界的规则，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
一个周末，周明远拎着两瓶“老白干”和一块上好的五花肉来了小院，说是厂里发奖金，来找老友喝两盅。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秦建国便把心里的忧虑，连同南方公司那件事，一五一十说了。
周明远听完，夹花生米的筷子停在了半空，眉头拧成了疙瘩：“建国，你这担心……不是没道理！咱们厂里，前两年就吃过亏。有个老师傅自己琢磨改进的小工具，被隔壁厂子的人看了去，改巴改巴就报了‘技术革新奖’，名利双收。老师傅气得够呛，可没凭没据，到哪儿说理去？”他压低声音，“现在上头是鼓励‘搞活’，可这‘活’怎么搞，规矩还没完全立起来。就你说的这商标、牌子，我倒是听轻工局的朋友提过一嘴，说南方那边，特别是特区，已经开始时兴这个了。有了这个‘戳儿’，好比给自家的孩子上了户口，是谁的就是谁的，别人想冒名顶替，难！”
“上户口……”秦建国喃喃重复，眼睛却亮了一下，“是这个理儿。”
“不过，”周明远咂了口酒，“这事儿在咱们春城，恐怕还是新鲜事物。具体怎么个办法，找哪个衙门，要啥手续，估计得费一番周折。”
一直安静旁听，帮着续茶的王娟，这时轻声插话：“周厂长，秦师傅，我最近去图书馆查资料，看到几份新的经济类报纸，上面有文章提到国家正在着手制定《商标法》实施细则，鼓励集体和个人注册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保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虽然法律可能还没正式颁布施行，但风向是明确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去打听打听？”
秦建国看向王娟，又看看周明远，心中那个模糊的念头逐渐清晰、硬化。他放下酒杯，语气沉缓却坚定：“明远，娟子，你们说得对。‘北木’是咱们一点点做出来的，就像自己拉扯大的孩子。不能等别人来抢名头，再来着急。这‘户口’，得上！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强。”
决心既定，行动便有了方向。周明远利用自己的人脉，先去市工商局摸情况。果不其然，接待的干部听了来意，先是愣怔，继而客气地表示：“商标注册？个人和个体作坊？这个……目前接到的上级文件和具体办理规程，主要还是针对国营、集体企业和有出口任务的单位。你们这个情况，比较特殊，需要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往往意味着遥遥无期。秦建国没有气馁。他让王娟根据报纸文章和能找到的有限资料，草拟了一份关于“北木”的简要说明，包括名称由来、主要作品、工艺特点、获得认可的情况（如广交会、欧洲展览、北京邀请函等），并附上了一些清晰的作品照片。他亲自用毛笔誊写了一份，字迹端正朴拙。
接着，他让沈念秋帮忙，将这份材料和自己的一封亲笔信，寄给了省轻工业厅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曾在其分管范围内的工作简报上，对“北木”有过正面批示。在信中，秦建国没有提任何个人要求，只是如实汇报了“北木”的发展情况，表达了将手艺传承下去、并希望得到政策指导的愿望，末尾才谨慎地提及，听闻国家鼓励商标注册以保护特色工艺，不知“北木”此类情况，该如何依规办理。
这封信如同石沉大海，一连数周没有回音。小院里的工作照常进行，北京研讨会的作品也在精心准备，但秦建国心头那根弦，始终绷着。
深秋的一天，秦建国正在打磨准备带去北京的一件新作——用那块雕刻着游鱼的椴木（从欧洲带回），与一小片带有莱茵河旧船板痕迹的木料结合而成的《双鱼·逐流》，院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了胡同口，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位是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另一位是年轻的秘书。干部自我介绍是省轻工业厅工艺美术处的处长，姓吴。
“秦建国同志，你好啊！你的信，厅里领导很重视，特地派我来看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吴处长态度和蔼，目光却锐利，一进院子，就被各种木料和半成品吸引，看得十分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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