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秦建国天不亮就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赶往几十里外的公社。他车把上挂着个布兜，里面装着几个掺了麸子的饼子当干粮，还有沈念秋帮他整理的、详细记录了不同地块受灾情况和当前苗情的笔记本。他要用最直观的数据和事实，去说服公社领导。
秦建国一走，屯子里的大小事务暂时由老支书主持。生产竞赛依旧如火如荼，但细心的人也能察觉到一丝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当秦建国去公社“要政策”、“减任务”的消息在小范围内传开后，有人觉得支书做得对，是为大伙着想；也有人私下里嘀咕，担心这样会影响靠山屯在公社的“先进”形象。
孙卫东牢记秦建国的嘱托，带着青年突击队干活时格外留意。果然，在检查三队和四队交界处的一片豆子地时，他发现四队为了抢进度，锄草有些毛糙，不少草根还留在地里，而且追肥似乎也没跟上，豆苗明显比旁边三队的矮一截，叶色也发黄。他找到四队队长，一个绰号“赵老蔫”的中年汉子，委婉地提出了意见。
赵老蔫平时话不多，但性子有点倔，被孙卫东这个年轻后生当面指出问题，脸上有些挂不住，瓮声瓮气地说：“卫东啊，竞赛比的是速度，我们队人手紧，能锄成这样就不错了！再说，肥力都是一样的，他们三队的豆子长得高，那是他们地好！”
孙卫东耐着性子解释：“赵叔，竞赛不是光图快，关键是效果。草根不除尽，一场雨下来又长疯了，跟庄稼抢养分。这豆苗明显是缺肥，得赶紧补点，不然等开了花就晚了……”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赵老蔫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我们队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青年突击队管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说完，扛起锄头就走开了。
孙卫东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些窝火，但想起秦建国的叮嘱，还是压下了脾气，决定再观察观察，同时也把情况悄悄告诉了老支书。
另一边，王彩凤在沈念秋的指导下，对拖拉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她发现拖拉机除了耕地，似乎还可以加装其他农具。她想起以前在县里农机站好像见过一种叫做“悬挂式喷雾器”的东西，可以用拖拉机的动力带动，给庄稼喷药，效率比人背喷雾器高太多了。这次蝗灾虽然过去了，但后续防病防虫的工作还很重，如果能弄到那东西……
这个想法让她兴奋不已。她找到老支书，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支书眯着眼抽了口烟，沉吟道：“彩凤啊，你这个想法是好。可那玩意儿，咱公社农机站有没有还两说，就算有，那也是紧俏货，凭啥给咱靠山屯？再说，买了那东西，要不要钱？咱们合作社账上那点钱，买了柴油，修了农具，还剩多少？还得留着买化肥、农药呢。”
王彩凤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但她没有放弃。“支书，钱不够，咱们可以想办法凑。或者，咱们能不能自己琢磨着做一个？我看那原理好像不太难，就是用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带动一个泵……”
“自己做个？”老支书摇摇头，“丫头，那可不是做板凳打柜子，那是机器！精密着呢！搞不好浪费材料还误事。等等吧，等建国从公社回来，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王彩凤知道老支书说的是实情，但心里那股想要改变、想要提高效率的劲头却更强烈了。她利用休息时间，拿着根木炭，在合作社仓库的水泥地上，凭记忆画着那种喷雾器可能的结构图，时而凝思，时而涂抹修改。沈念秋来看过几次，虽然不懂机械，但也尽力帮她查资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原理介绍。
就在这种既有干劲又有隐忧，既有团结又有分歧的复杂氛围中，三天过去了。秦建国风尘仆仆地从公社回来了。他脸色疲惫，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如释重负。
当晚，屯支部和生产队干部被紧急召集到屯部开会。
煤油灯下，秦建国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清晰有力：“公社领导听了咱们的详细汇报，又核对了念秋整理的数据，基本上认可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初步同意，将咱们的夏粮预产和征购任务，在原来摸底的基础上，再下调百分之十。”
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各生产队长，脸上露出了笑容。下调百分之十，虽然还不能完全弥补损失，但至少大大缓解了压力，年底的口粮和分红有了基本保障。
“但是，”秦建国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领导也提出了要求。任务减了，是对咱们受灾的照顾，但咱们自己不能躺在‘受灾’的借口上睡大觉！公社要求咱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挖掘潜力，争取把产量尽量往上提！能多收一斤是一斤！而且，特别强调，要注重科学种田，提高生产效率，不能光靠人海战术苦干傻干。”
他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这既是上级的要求，也是咱们自己的需要！任务减了，是给了咱们喘息的机会，但咱们的目标不能降低！‘保丰收’这三个字，不能变成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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