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海点了点头。
“谁带队？”
“陈光远副厂长。”
刘星海看了吕辰一眼。
“他亲自去？”
“6305厂的安装任务这么重，他走得开？”
“走不开也得走。”吕辰说，“电镜交付不了，6305厂建得再好也是瞎子。这个道理，陈厂长比谁都明白。”
刘星海沉默片刻：“告诉陈光远，这是我刘星海私人拜托他。电镜组那帮人，扛了三年了，不能再让他们孤军奋战。”
1月20日上午8点，6305厂门口，陈光远站在前面，裹紧军大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身后，是十六个人的会诊团队。
宋颜、谢凯、钱兰、吴国华、吕辰，这些是红星所的成员，也是星河计划指挥部办公室的成员。
还有成电郑长枫老师、西北工业大学胡文来教授、哈工大包康健教授、西军电秦世襄教授等10位来自各协作单位的教授、工程师、技术员，都是在电镜相关领域有经验的实战派。
他们的身后，从轧钢厂调来的五辆吉普车已经在等候。
这是一趟从东郊工业区斜穿老北京城，奔赴西北郊“新北京”科学城的旅程。
人到齐了，陈光远看了一眼手表。
“上车，出发！”
众人依次上车，吉普车启动，走京顺老路进城，经过机三厂时，煤焦油味着实刺鼻。
吕辰把车窗摇上，他和包康健教授、秦世襄教授坐一辆车。
“电镜的问题，我听说过一些。”包康健教授缓缓开口，“文昭南教授那边，三年了，样机是出来了，但指标一直上不去。”
他顿了顿：“说起来，这台机器，是星河计划里最难的骨头。”
秦世襄教授看着远处绵延的使馆区：“我在西军电搞雷达接收机，搞了二十一年。”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雷达要看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外的飞机；电镜要看的目标，是几埃格斯特朗的原子。雷达信号弱，我们可以加大发射功率；电镜的电子束不能大，大了样品就烧坏了。”
“所以电镜比雷达更难。不是难一倍，是难一个数量级。”
车厢里安静了下来。
车队从建国门进入了长安街，沿长安街一路往西直门方向走。
吕辰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他想起昨晚，李怀德在他那份申请报告上签字时说的那句话：“电镜这仗，打的是我们这代人的脸。打赢了，后人说我们有远见；打输了，后人说我们不中用。”
李怀德签完字，放下钢笔，抬头看着他。
“所以不能输。”
车子出了西直门，到中关村后，转向北走学院路，穿过清华、北大、物理所、电子所、科仪厂。
最终停在真空所新建成不久的四层大楼前。
没有欢迎仪式。
顾赟在门口等着，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棉袄领子竖起来，脸被寒风吹得通红。
他看见陈光远，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文昭南教授没有来接。
吴教授、林教授、李总工都没有来。
顾赟带着会诊组穿过研究所的院子，绕过主楼，走到东北角一栋灰砖平房前。
那是真空所的旧实验楼，外墙的红砖已经泛黑，窗框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
门口没有挂牌子。
顾赟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到了。”
陈光远第一个迈进去。
然后他停住了。
这不是一台机器。
这是一张工作台。
台面是普通的木工板，足有两寸厚，刷了一层暗灰色的绝缘漆，边角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白，露出木纹原本的黄褐色。
台子上，架着一个半米多高的镜筒。
黄铜色。
表面有手工抛光的痕迹，但不像抛光机那么均匀。
细细看，能看见螺旋纹，那是用布轮蘸着研磨膏，一毫米一毫米蹭出来的。
有的地方亮些，有的地方暗些，像青铜器上的包浆。
镜筒旁边，搁着一个示波器。
苏式C1-1型，屏幕只有巴掌大，绿幽幽的光晕里，跳着毛刺刺的波形。
示波器的外壳有几个凹坑，漆皮剥落处，露出底下铁红色的防锈层。
示波器后面，是一台自制机箱。
面板上焊着七八个电子管插座，和一堆从旧设备拆来的波段开关。
机箱侧面，用白色油漆写着：“扫描发生器-1963.7”。
字迹潦草，像赶工期的日记。
整个房间里，没有一台像样的仪器。
没有防震台，没有屏蔽罩，没有稳压电源。
只有这张木板台、这个黄铜镜筒、这台示波器、这个自制机箱。
还有，角落里堆着的几十个用过的电子枪组件。
有的装在盒子里，标签上写着日期和失效原因；有的就直接散落在工作台上，像耗尽了生命的蝉蜕。
陈光远在门口站了很久。
他身后，会诊组众人，没有一个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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