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853人，57项课题。平均每项课题14.9人。”
有人轻轻叹了口气。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赵老师把粉笔放下，“最要命的是数据处理。”
他看向魏知远教授。
魏知远教授缓缓站起身。
他是红星研究所里唯一一个“非清华系”的学术带头人，此刻脸上没有平日的从容。
他走到黑板前，把双手撑在讲台边缘：“热处理线的数字孪生系统，移植到首钢、包钢、鞍钢、武钢、太钢、马钢、本钢、攀钢8家单位，8个数据分中心。”
他抬起眼睛，扫过全场。
“各位知道，这些钢厂一天的轧制数据，是红星轧钢厂的多少倍吗？”
没人回答。
“首钢的板材车间，是三倍。”魏知远自己说出了答案，“鞍钢的热连轧线，是四倍。攀钢的钒钛磁铁矿专用线，工况复杂程度是我们的六倍。”
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在磨刀石上蹭过。
“这些数据分中心，计算机的数据处理的能力，完全跟不上数据产生的速度。所以大量原始数据必须打包发回北京，由我们自己的计算机处理。”
他停顿了一下：“所里的晶体管计算机，24小时不停机，轮流上机，每人的机时配额已经压缩到每天40分钟。北大计算中心，我们长期包了10个机时。清华计算站，我们每天晚上排班送去三大箱穿孔纸带。”
魏知远看着刘星海：“我的学生们，白天在实验室做仿真，晚上十二点以后才有资格上机跑数据，跑到凌晨三四点是常事。但这还不够，我们在学校里长期发动学生帮忙计算。”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刘教授，我不是来诉苦的。我是来请罪的。”他的声音忽然有些沙哑。“按照部里的文件，我们将数字孪生系统输出到全国八家钢厂，帮他们建立了八个分中心，这是技术推广的巨大成功。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枝强干弱。”他苦着脸，“分中心的算力比我们强，数据比我们多，技术迭代的速度比我们快。短期看是他们依赖我们，长期看，是我们拖他们的后腿。”
“再过两年，首钢自己的仿真团队成熟了，鞍钢的数据积累超过我们了，他们为什么还要把数据送到北京来？为什么要让红星研究所作为这个系统的中央大脑？”
他抬起头，目光直视刘星海。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算力问题，数字孪生这个技术方向，早晚会被兄弟单位独立出去。不是他们不讲情谊，是技术发展的规律。我们跑不动了，人家不能停下来等。”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吕辰看着魏知远教授花白的鬓角，忽然想起两年前，这位北大教授带着研究生团队入驻轧钢厂时，意气风发，说要在三年内让中国的热处理工艺告别“凭经验、碰运气”的时代。
他做到了，但是他自己变成了全所最焦虑的人。
“算力问题，不是数字孪生一家的问题。”
工业监测实验室的起身发言：“电子耳朵系统，在大庆油田大量应用，采集的振动频谱数据，比我们在轧钢厂积累的还多。这些数据现在全压在磁带里，根本没有足够算力去做深度分析。我们只能挑着处理，先分析故障特征明显的样本，那些早期微弱征兆的数据，只能先存着，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他顿了顿：“但工业监测的意义，不就是提前发现那些还没变成故障的征兆吗？如果我们连处理这些数据的能力都没有，电子耳朵和大庆油田那种‘坏了才修’的传统模式，区别在哪里？”
没人能回答方教授的问题。
汤渺教授举手示意，这位工业陶瓷与冶金材料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脸上却带着明显的疲惫。
“我们中心的问题，和算力不是一类，但同样棘手。陶瓷罐体、管件、刀具、轴承……这些产品的应用推广比我们预期的快得多。大庆油田要耐腐蚀衬里，上海试剂厂要氢氟酸管线，洛阳轴承厂问我们能不能做全陶瓷轴承，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想要我们的陶瓷刀具做测试。”
他加重了语气：“这些订单，都是好事情。每一个都代表着我们在工业界的口碑在积累。但是执行这些生产任务，占用了我们中心四成以上的研究人员。”
他把“研究人员”四个字咬得很重。
“我的博士生、硕士生，不是在设计实验方案，不是在分析材料微观结构，而是在车间盯着炉温曲线，在给陶瓷罐体做质检，在和上海试剂厂的采购科讨价还价……”
他深吸一口气。
“我不是说这些工作没有价值。它们很有价值。但是，刘教授，李厂长，这些是生产任务，不是研究任务。让全国顶尖的陶瓷材料专家去当质检员，这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他看向李怀德：“我正式建议，由红星轧钢厂投资，新建特种陶瓷制品车间，或者干脆成立一个分厂。把我们已经成熟的罐体、刀具、轴承、构件产品，从研究中心剥离出去，交给专业的生产队伍。研究中心只保留研发职能和新产品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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