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和王海为“烤人厉害”的量化标准争论起来。
王海认为应该用辐射热流密度，李振觉得工人感受更接近“黑球温度”，这是一种综合考虑辐射和对流的体感温度指标。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抱着一堆资料去找吕辰。
吕辰听完争论，问道：“你们觉得，未来设计辐射换热器，是更关心辐射热流密度，还是更关心工人体感温度？”
两人一愣，随即恍然，辐射换热器吸收的是辐射热，当然该用辐射热流密度。
但工人作业环境评估，黑球温度更有意义。
“所以，”吕辰总结，“两个指标都要。但用在不同的分析里。王海，你负责辐射热流密度的测量和估算；李振，你去查资料，学怎么测黑球温度，把它也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这不矛盾，这是互补。”
争论变成了分工合作。
刘跃文那边，把厂区抽象成几十个节点、上百条管路后，手算水力平衡算得头晕眼花。
厂区地势有高差，管路有弯头、阀门，蒸汽和水的物性还不同。
他算了两天，结果和实际压力数据对不上。
“吕老师，我算的供水管压力损失比实际大了一倍。”刘跃文拿着草稿，一脸困惑。
吕辰看了看他的计算公式：“你用的沿程损失公式是达西-魏斯巴赫公式？”
“是。”
“摩擦系数λ你取的多少？”
“按光滑管取的0.02。”
“问题就在这。”吕辰拿起红笔，“厂里的蒸汽管道用了十几年了，内壁有锈蚀、有水垢、还有局部凹陷。实际粗糙度比你假设的大得多。λ应该取0.04到0.05。还有，你考虑局部损失了吗？阀门、弯头、变径，这些加起来可能比沿程损失还大。”
刘跃文恍然大悟，回去重新算。
这次他老老实实去查了每条管道的安装年限、维护记录，估算实际粗糙度，又把主要阀门弯头全数列出，查手册估算局部损失系数。
再算，结果就和实际数据吻合多了。
“工程计算，”吕辰事后对他说，“不是套公式就行。你得知道公式背后的假设，知道实际条件和假设差多远，然后去修正。”
一个月过去，热源普查进入收尾阶段。
李振主持绘制的“全厂热源地图”终于完成。
那是一张一米见方的大图，厂区建筑、道路清晰，上面用不同颜色和等高线表示了温度分布。
高温区集中在轧钢和锻造车间，像几座红色火山；中温区沿着冷却水管道延伸，如黄色河流；低温区散布在办公区和生活区周边，是蓝色的湖泊。
每个主要热源点都有详细的数据框，温度范围、流量、热功率、波动周期、可回收性评级。
还有用小字标注的老师傅经验之谈：“此处烟囱偶有黑烟，需关注燃烧”“此段冷床易卡料，辐射热集中”。
这不仅仅是一张技术图纸，它是十二个人一个月汗水的结晶，是无数个日夜记录、争论、计算的成果。
普查数据整理成册，厚厚三大本。
但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被潘岑小组整理成了周教授优化算法所需的“输入卡片”格式，可以直接读入计算机。
周教授看到这些成果时，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了：“好！好！有了这样扎实的输入数据，我的算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然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接下来的任务更艰巨，周教授的优化算法是针对全厂热力系统整体建模的，变量多、约束复杂，以现有的计算能力，一次完整计算也要几天时间，而且经常不收敛。
“不能这么硬算。”吕辰在课题会上说，“我们得简化模型，抓大放小。”
他提出了几条简化原则。
先优化典型工况，选取冬季设计工况、夏季典型工况、春秋过渡工况等几个代表性场景，而不是穷举所有可能。
将全厂网络分解为相对独立的子网络，加热炉发电区、轧钢供热区、生活供暖区。分别优化，再考虑耦合。
对一些次要变量设定合理取值范围，而不是精确求解，减少计算维度。
“但简化不能丧失物理意义。”吕辰强调，“比如你不能假设蒸汽管道没有压降，那是自欺欺人。我们可以用经验公式估算一个合理压降范围，作为约束条件。”
简化后的模型，计算量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
但即便如此，核心的矩阵运算仍需大量计算。
吕辰利用所里的计算机，展开人机结合式计算。
计算机负责最核心的矩阵求逆、线性规划求解；而预处理、迭代判断、部分子任务，交给学生团队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来完成。
“他们必须亲手算，才知道算法在干什么，才知道哪个参数敏感，哪个约束苛刻。”吕辰对周教授解释，“否则他们就成了只会按按钮的操作员，出了问题都不知道从哪查起。”
于是，实验室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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