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昆明长途汽车站已是人声鼎沸。
东边天际才刚泛出鱼肚白，站前广场却已挤满了人。
挑着扁担的农民，扁担两头挂着沉甸甸的箩筐，里面装着活鸡活鸭，不时发出扑腾声和咯咯叫声；背着巨大铺盖卷的工人，铺盖用麻绳捆得结实，上面还挂着搪瓷缸和布鞋；拎着藤条箱的干部模样的人，神色匆匆地看表；还有拖儿带女的一家人，孩子睡眼惺忪地趴在大人背上……
吕辰和吴国华二人扛着大包、拎着箱子，带着钱兰，像三只负重的蚂蚁，艰难地在人群中挪动。
他们的东西不少，整整两大木箱各种资料；另有三大帆布包各种行李，用绳子捆得结实，背在背上，肩上勒得很深；三人还各拎着一个鼓鼓的手提包。
“让一让，让一让！”吴国华在前面开路，用带着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喊道。
没人理会，每个人都急着上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重要。
好不容易挤到调度室，一间低矮的平房，窗户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灰尘。
里面点着一盏昏黄的电灯，一个约莫四十岁、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调度员正趴在桌上打盹，头顶的电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
吕辰敲了敲敞开的门板：“同志，我们是北京来的调研人员，要乘车去贵阳。”
调度员抬起头，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眼角还沾着眼屎。
他接过吕辰递上的介绍信和车票，就着灯光眯眼看了看。
“北京来的啊……”调度员嘟囔了一句，起身从墙上挂着一排钥匙中取下一把，“跟我来吧。”
三人跟着调度员穿过拥挤的广场，来到停车场。
这里停着十几辆长途班车，大多墨绿色，车身上刷着“云南省运输公司”的字样。
车辆新旧不一，有的看起来还比较新，油漆光亮；有的则破旧不堪，车身坑坑洼洼。
调度员在一辆最破的车前停下。
这辆“解放牌”班车比吕辰想象中更破旧。车身油漆斑驳，大块大块的漆皮已经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保险杠歪歪扭扭，用粗铁丝勉强捆在车头上；四个轮胎纹路已经磨得发平，胎侧还有修补过的疤痕；挡风玻璃上有两道明显的裂纹，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
最让人心惊的是车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行李，竹篓、麻袋、木箱，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用粗麻绳五花大绑地固定着，像一座随时可能崩塌的小山。
“就这辆，”调度员用下巴指了指，“去贵阳的，今天只发这一班。你们运气好，还有位置。”
吕辰心里一沉：“这车……安全吗？”
调度员笑了，露出满口氟斑牙，他拍了拍车身，发出空洞的哐哐声：“安全？这条线上的车都这样。能跑就是好车。别看它破，老刘开这车八年了，从没出过大事故。”
正说着，驾驶室门开了，一个满脸风霜的中年汉子跳下车。
他约莫五十岁，脸颊瘦削，眼窝深陷，皮肤被晒成古铜色，布满细密的皱纹。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和胸前沾着油污，手里拿着一个胶把钳。
“老刘，这三位北京来的同志去贵阳，照顾一下。”调度员说。
司机老刘点点头，声音沙哑，嘟囔道：“首者来的？这趟路可够你们整了。”
他不再说话，转身打开引擎盖，从车座下拿出一个军用水壶，拧开盖子，不是喝水，而是往发动机里倒水。
“师傅，这是……”吴国华好奇地问。
“加水降温，”老刘头也不抬，“这破车，跑一段就开锅，不加点水撑不到下一个加水站。”
他灌了半壶水，盖上引擎盖，拍了拍手上的灰：“上车吧，找个位置。七点准时发车，过时不候。”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尘土味、机油味、汗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菜的酸味。
车厢两侧是两排长长的木质座椅，表面的油漆早已磨光，露出木材本色，被无数乘客磨得油光发亮。
座椅之间的过道狭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
地板上积着厚厚的尘土，随着人的走动扬起细小的灰尘，在从车窗射进来的晨光中飞舞。
车厢已经坐了不少人，相对较好的位置都被占了。
调度员说的“好位置”是车厢最前排，驾驶室的后面。
这里的确比后排少受颠簸，而且能透过驾驶室的前窗看到前方的路况，但代价是紧挨着引擎盖，发动机的热量和噪音会直接传递过来。
“就坐这儿吧。”吕辰把几个大包码在一起，堆在座位前，形成一个简易的缓冲垫。
钱兰坐在靠窗的位置，紧紧抱住装满资料的帆布包。
吴国华把箱子放在身前，双臂环抱，准备趴在上面睡觉。
吕辰则坐在最外面，头枕在垒起的包裹上，调整了一个相对舒服的姿势。
陆续还有乘客上车，车厢越来越挤。
最后上来的人已经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或者干脆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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