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条件很艰苦吧？”吴国华问。
“艰苦，但精神富足。”老先生回忆着，“教授们薪水微薄，还要兼职才能维持生活。闻一多先生刻印卖钱，朱自清先生吃不起肉，吴晗先生变卖家当。学生们更苦，很多人家乡沦陷，断了经济来源，只能靠救济金和打工维持学业。但就是这样，大家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因为都知道，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国家还能有未来。”
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草长得不算整齐，但绿意盎然。
草地中央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民主草坪”四个字。
“这里就是着名的‘民主草坪’。”老先生说，“学生们常在这里集会、辩论、讨论时事。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在这里。那天人山人海，闻先生站在桌子上，声音铿锵有力。我们一直都记得那句话：‘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老先生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几天后，闻先生就牺牲了。李公朴先生也是，那段时间，昆明的天空都是黑色的。”
三人肃立，阳光照在草地上，暖风吹过，草叶轻轻摇曳。但在这片和平的景象下，吕辰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呐喊声、掌声、枪声。
“走，我带你们去看烈士墓。”老先生深吸一口气，继续向前走。
他们来到校园一处相对僻静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庄重的墓园。四座墓碑并排而立，墓碑上分别刻着名字：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
墓碑前摆放着几束新鲜的野花。
“这就是‘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老先生轻声说，“1945年，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这四位年轻的学生在运动中牺牲了。最小的才十六岁。”
三人俯身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迹，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压在心口。
墓园旁边还有两座衣冠冢，分别是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的。
墓碑简洁，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
“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害后，联大师生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这里建了衣冠冢。”老先生说，“每年清明，都有学生来扫墓。”
三人在墓前肃立良久，夕阳西下，把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
远处传来学生们打球的笑闹声，那是属于新时代的声音，但在这片墓园里，时间仿佛凝固在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离开墓园，老先生又带他们去看了一处简朴的平房。
房子看起来比铁皮屋好一些，是砖木结构的，但也很陈旧了。
“这里是当年理学院的实验室之一。”老先生推开虚掩的门，“进去看看。”
实验室里摆放着一些老旧的仪器设备，木质的实验台，铁架台，酒精灯，天平，显微镜。
玻璃器皿放在木架上，有些已经破损。墙上贴着发黄的元素周期表和实验守则。
“这些仪器，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老先生抚摸着实验台光滑的表面，“试管不够用，就把罐头瓶洗干净当试剂瓶。没有电源，就用电池或者手摇发电机……”
三人想象着当年的场景：煤油灯下，教授们耐心讲解，学生们认真记录；简陋的仪器前，他们一遍遍重复实验，记录数据；窗外的炮火声中，他们讨论着原子结构、量子力学、有机合成……
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对科学的执着，超越了一切物质条件的限制。
“联大当时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吧？”钱兰问。
“太多了。”老先生如数家珍，“文科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钱穆、陈寅恪、傅斯年；理科有吴有训、叶企孙、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工科有刘仙洲、顾毓琇、施嘉炀……可以说，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大半都在联大了。”
他们走出实验室，继续在校园里漫步。
老先生指着路旁一些高大的桉树和梧桐：“这些树是联大师生亲手种的，当年只有手腕粗，现在都长这么高了。”
树干粗壮，树冠如盖。
树皮斑驳，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吕辰伸手触摸粗糙的树皮，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年轻学子们种树时的手温。
路过图书馆时，老先生提议进去看看。
图书馆是一栋新建的三层楼，比周围的建筑要气派一些。
进入阅览室，里面很安静，学生们在埋头读书，只有翻书页的沙沙声。
老先生走到一个书架前，熟练地抽出几本旧书。
书皮是深蓝色的布面，已经磨损发白。
翻开扉页，上面盖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印章，印章的颜色已经褪成淡红色。
再往后翻，有一张泛黄的借阅卡片贴在封底，上面用钢笔写着借阅日期和姓名。
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但都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
“这是当年的馆藏。”老先生轻声说，“联大北返时，一部分图书留在了昆明，后来就归入了云师大的图书馆。我有时会来这里，翻翻这些旧书。每次翻开，都像是打开了时间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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