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知远教授的团队入驻三天后，在实践基地筒子楼的二层，“星河计划”成立了集成电路设计尖兵组，拉开了集成电路的序幕。
尖兵组所在的五间办公室，弥漫着一种属于拓荒者的悲壮与迷茫。
这里拥挤而简陋，画着奇怪符号和电路草图的硫酸纸，钉满了整面墙，桌上、地上，甚至窗台上，都堆满了写满演算过程的稿纸，以及一些用三极管、电阻、电容临时搭接的、功能不明的粗糙电路板。
厚厚的俄文技术手册影印件堆在角落，甚至娄振华寄回来的技术书籍都被吕辰贡献了出来，他们企图在这里找到哪怕一点点提示，但都注定无望，这是连石头都摸不着的过河。
纸张、墨水、烟草的味道，混合焦躁的情绪在空气里蔓延。
刘星海教授亲自点将，任命原方教授助手、主攻电子工程与无线电物理的宋颜副教授担任这个11人尖兵组的总负责人兼技术总师。
宋教授年近四十，戴着深度眼镜，平时话不多，但思维极其缜密，兼具扎实的数理功底与工程实现眼光，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绝佳桥梁。
这支队伍虽小，却五脏俱全，是刘教授精心配置的“全攻全守型”尖兵。
系统架构与逻辑设计，落在了吕辰、吴国华，以及数学系抽调来的谢凯师兄头上。
他们的任务是定义未来芯片的“灵魂”，即指令集与系统架构，将加法器、寄存器等复杂功能，转化为由基本逻辑单元构成的、可供实现的电路框图，并制定核心的设计规范。
这是从数学抽象到工程实体的第一道桥梁。
诸葛彪领衔，另有两名电子工程系的精干研究生负责电路设计与实现。
职责是将吕辰等人提供的逻辑框图，“翻译”成由具体晶体管、电阻、电容构成的实际电路，分析时序延迟、驱动能力、功耗，并设计抗干扰和电平匹配电路。
在缺乏计算机仿真的条件下，他们只能依靠手算和简陋的示波器进行“脑力仿真”。
半导体工艺与器件物理，由钱师姐与另一位“厂校双聘”的师兄负责。
他们需要深刻理解晶体管的工作原理、特性参数，尤其是集成化后相互之间的“串扰”与“寄生效应”，并将长光所、半导体所等工艺单位提供的、苛刻的“设计规则”反馈给前两组，同时在芯片流片回来后，负责最关键的测试与参数分析。
两名来自精密仪器系和电子工程系的研究生，负责版图设计与制版，承担着将电路设计“刻”到硅片上的关键一步。
他们需要使用巨大的坐标纸和特制的红色剥离薄膜，以毫米级甚至微米级的精确度，手工绘制每一层光刻掩模版的图形，确保晶体管与互连线精确对齐。
这项工作极其繁琐，是对耐心与细心的终极考验。
测试与系统验证只有一名成员，是团队的“终极质检官”。
他需要设计复杂的测试方案与测试向量，在分立元件验证阶段搭建测试平台、调试电路，在芯片回来后，对其进行全面的功能与性能评估，如同老练的医生，从微弱的信号异常中定位设计的“病灶”。
这十一人，如同十一把形态各异、却目标一致的钥匙，试图共同开启那扇名为“集成电路”的、沉重而未知的大门。
他们每人身上还都背负着实践基地原有的课题任务，可谓是“兼职搞革命”。
刘教授从善如流，定下的目标，艰难到近乎悲壮：两年内，设计并制造出能处理十位数加减乘除运算的计算器芯片。
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叩开信息时代大门的投石问路。
又是一个下午，在尖兵组兼作会议室的办公室里，劣质茶叶和香烟交互混合，空气凝滞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讨论与各自为战的设计尝试，非但没有理清头绪，反而让混乱有加剧的趋势。
宋颜教授用力揉着发胀的眉心，眼底布满血丝，他指着黑板上几处用不同颜色粉笔、不同符号标记的相同功能模块，声音沙哑而沉重。
“同志们，我们不能再这样混乱下去了！”他敲了敲黑板，“看看！你管这个叫‘开关’，他管那个叫‘阻通’，还有叫‘是门’、‘非阀’的……同一个‘与’逻辑功能，冒出来五六种叫法，画法更是五花八门！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几个单元。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统一‘语言’，以后怎么设计包含了成千上万个单元的复杂电路？怎么让未来全国参与‘星河计划’的兄弟单位，都能看懂我们的图纸，接上我们的工作？”
谢凯师兄无奈地放下手中的铅笔，叹了口气：“宋教授，不是我们不想统一。实在是这东西太新，连国外的资料都查不到。咱们现在等于是从烧砖开始盖楼，每个功能，大家按自己的理解取个顺口的名字，画个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已经是在摸索前进了。”
诸葛彪推了推厚厚的眼镜，他这些天也被各种临时定义的符号和命名折磨得不轻，接口道：“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为每一种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定义一个无歧义的符号和名称。比如，‘只有输入A和输入B同时为‘真’时，输出C才为‘真’’，这个最基本的关系，我们必须给它定下唯一的名字和画法，不能有二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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