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日，定州城的气氛微妙而紧张。表面上，一切都在为西征大军做准备，兵马调动，粮草集结，忙而不乱。但暗地里，一股不安的潜流在军中涌动。
杨延光严格按照杨延昭的指示，从各军抽调兵马。被选中的，多是野战能力较强的部队，但像王贵麾下锐士营这等特殊力量，以及各军中最擅长守城、熟悉本地防务的老兵油子和基层校尉，都被以各种理由留了下来。抽调的过程看似公平，实则暗藏玄机。
张耆则以“熟悉防务”为名，开始频繁出入宣抚使司的机要房，调阅各类文书图册。杨延昭并未阻拦，甚至吩咐属下予以配合。然而，张耆很快发现，他能看到的，多是些常规的驻防图、粮草册，涉及核心军机、秘密通道、潜伏人员名单等关键信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因前番战事损毁，正在重新整理”。
他试图召见各军主要将领，了解具体情况。但那些将领要么被杨延光带走西征，要么就以“军务繁忙”、“需巡视防区”为由，对他这个“暂代宣抚”的指令阳奉阴违，见面时恭敬有加，问及实质问题则一问三不知，或者互相推诿。
张耆心中恼怒，却无法发作。他深知自己根基浅薄，在北疆军中毫无威信可言，杨延昭虽表面放权，但其影响力早已渗透到北疆的每一个角落。他现在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空有其名的位置。
十日后，西征大军誓师出发。
校场之上，两万精锐肃立，刀枪如林，旌旗蔽日。虽然对朝廷的调令心存不满，但这些百战老兵依旧保持着严整的军容和昂扬的斗志。
杨延光一身戎装，立于点将台前。他没有过多言语，只是举起战刀，指向西方：
“目标，保安军！出发！”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简短的命令和坚定的行动。大军开拔，铁蹄踏起滚滚烟尘，向着未知而艰苦的西线战场而去。
杨延昭率领留守文武官员在城门口相送。他与杨延光重重拥抱了一下，低声道：“三哥，保重。西线情势复杂，李元昊狡诈，不可轻敌。若事不可为，以保全实力为上。”
“放心，我省得。”杨延光点头，目光扫过站在杨延昭身后，一脸恭顺的张耆，眼中闪过一丝隐忧，最终化作一声叹息，转身上马，汇入滚滚铁流。
送走西征大军，定州城似乎一下子空荡了许多。
杨延昭以“旧伤复发，需静养调理”为由，将宣抚使司的日常事务，“委托”给了张耆处理，自己则搬回了城内的太尉府，深居简出。
这一举动，在外人看来，无疑是向朝廷示弱，甚至是一种心灰意冷的表现。一时间，各种猜测流言四起。有人说杨太尉功高遭忌，心寒了；也有人说这是以退为进，暂避锋芒。
张耆则顺理成章地搬进了宣抚使司的正堂，开始行使他“暂代宣抚”的权力。他踌躇满志，试图大刀阔斧地推行一些“新政”，比如重新核定各军员额，严格核查军费开支，甚至想调整部分将领的防区。
然而，他的政令出了宣抚使司，便如同泥牛入海。各军将领表面上应承，实则我行我素。核查军费？账目给你，但具体细节，经办人“病了”或者“出差了”。调整防区？可以，但需要时间交接，而且调动产生的粮草损耗、军心影响，请宣抚使先解决一下。
张耆空有名义，却无实权，被底下这帮兵痞软钉子碰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他这才深切体会到，掌控北疆，远不是拿到一纸任命那么简单。这里的每一支军队，每一个堡垒，都深深打着杨延昭的烙印。
太尉府，后院书房。
这里成了北疆真正的心脏。表面上杨延昭在静养，实则一切重要的情报和决策，都在这里悄然进行。
王贵如同幽灵般出入，汇报着锐士营监控各方（尤其是张耆及其党羽）的动向。
“张耆近日频繁接见几个从汴梁来的文人，似乎在商议如何撰写奏章，参劾几位不听调遣的将领。”王贵低声道，“他还派人暗中接触沧州、霸州等地的官员，许以好处，试图拉拢。”
“跳梁小丑，不必理会。”杨延昭淡淡道，“让他去写，让他去拉拢。正好借此看看，哪些人是墙头草。”
“另外，”王贵继续道，“我们安排在辽境的人传回消息，耶律隆庆退回新城后，并未受到辽主严惩，只是被申饬了几句，依旧掌管南京道军政。但他似乎收敛了许多，近期并无异动。倒是那个耶律斜轸，活动频繁，其麾下的‘铁狼司’好像又招募了一批亡命之徒。”
杨延昭目光一凝：“耶律斜轸……此人睚眦必报，上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让边境各寨提高警惕，尤其是夜间，严防小股敌人渗透破坏。”
“明白。”
“西线有消息吗？”杨延昭更关心杨延光那边的情况。
“三将军已率部进入陕西路，正在与保安军守军取得联系。但李元昊极其狡猾，闻听我军援兵将至，立刻化整为零，遁入横山山区，避而不战。三将军目前正在熟悉地形，寻找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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