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灰区前的最后一道标识牌立在一块风化的台阶上，字是新的，底色却是从旧牌翻刷而来，灰漆薄，底下“幸福许可”的旧字影若隐若现。夏堇停了两秒，伸出指腹摸了一下漆边，指尖沾到粉末，她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进线之后，街道忽然“规整”起来。路面被扫过，垃圾被集中成小山，墙上张贴着统一幅宽的告示：灰色宪章试行稿、登记流程、违规与申诉。风仍在吹，但声音被许多低功率的扩音器分割成一格一格的背景噪音。阮初看了眼手表，扩音器每十五分钟播一次“温和提示”，提醒居民按区块到“许可站”做初始评估。
许可站设在一栋旧教学楼里，玻璃换了，门口有志愿者和治安员。志愿者穿布质背心，微笑里没有训练过度的僵硬；治安员袖标是灰色的，通讯器很小，像不愿引人注意。走廊两侧的公告栏贴着一张流程图：先登记身份，再测“痛阈”，最后领取三种许可之一——“安全许可”“安眠许可”“表达许可”。后面小字解释：三种许可可以叠加与调整，但需要“风险管理评估”。
“把痛分三类管理，听起来像把河分成三条走。”闻叙低声说。
“如果他们能做到‘不溢’，”阮初说，“这套系统就有存活的可能。但代价是，河再也不是河。”
一位站内工作人员走过来，约四十岁，面相疲惫却不凶。他礼貌地示意：“清醒者？第一次来？如果愿意，请到这边了解宪章要点。”
他们被带到走廊尽头的小教室。黑板擦得很干净，台上摆着一本厚达两指的灰色册子——《灰色宪章·试行》。男人自我介绍姓沈，曾经做社区心理辅导，现在负责讲解。“我们不是梦权，”他先说，“我们只想让人活得不那么乱。”
“所以要发许可。”夏堇开门见山。
沈点头：“是。‘安全许可’是承诺最低的公共保护，食物、电、夜间巡逻；‘安眠许可’是为极端人群提供药物与监督休眠，但必须自愿；‘表达许可’是允许在规定场所表达愤怒、悲伤、意见，避免集体恐慌和暴力。”他说到这句停了停，“我们学到了——把东西藏起来，最后会在梦里爆炸。”
“你们测‘痛阈’怎么测？”阮初问。
“问卷、面谈、简单生理指标。我们不读取记忆，不重写，不接入任何残余梦核。宪章第三条明令禁止。”
“问卷谁写的？”闻叙问。
“我们，”沈苦笑，“也许不完美，但比把问题交给一个看不见的神强。”
夏堇翻了两页《宪章》，纸张纤维粗糙，像是从旧仓库里翻出的库存。她停在“表达许可”的条款上。条款规定：在指定“安静场地”，个人可以在每日固定时段自由表达“负性情绪”，他人不得干预与录制，治安员在远处巡逻，不靠近不劝离，现场不设摄像。
“你们给愤怒划了一个小时。”她抬眼，“剩下二十三小时呢？”
沈沉默了几秒。“我们也得活。”
“活不是按小时算的，”她把册子还回去，“是按有没有人能在凌晨三点哭，哭完不会被带走算的。”
教室外有人争执。一位年轻母亲抱着大约七八岁的男孩，想领“安眠许可”。男孩不愿意，低声重复“我不睡”，母亲眼神发红：“他睁着眼会看到……那些走掉的人。”治安员保持距离，只提醒：“女士，自愿才有效，我们不强迫。”母亲把目光投向讲解室，声音很轻：“你们到底能不能管？”那句“管”，像把旧时代的影子又拉了回来。
沈露出难言的表情。他是这里的“解释器”，却不是“裁判”。阮初走到母亲身边，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今晚不睡，你有地方陪他吗？”母亲怔住。她说有，家里还有个小房间，窗户打不开，但有灯。阮初点点头：“那先回去。明天再来。许可不是一次性的决定。”她没有替站方回答，也没有让孩子“应该睡”，只是把选择往后退了一步。
“你们不是要登记吗？”沈在门口问。
“我们不登记。”夏堇说，“我们在看。”
“看完呢？”
“看完就走。”
“去哪？”
“去没有牌子的地方。”
沈没有再拦。他像理解了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抓住。临别时他塞给他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灰色宪章·读者版》。封底印着一句话：“没人可以替你决定怎样清醒，但我们可以提供选项。”夏堇把册子塞进外套口袋，没有表态。
傍晚，灰区的“表达场”开放。一块废弃广场被围上半人高的隔离带，入口处没有摄像头，只有一块木牌写着“安静”。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去，像去看一场没有演员的戏。一位老人站在空地中央，沉默了很久，只说了四个字：“我记得疼。”旁边没人鼓掌，也没人劝慰，风吹过，带走声音。另一个年轻人把一封旧信举起来烧掉，纸灰升空，落在隔离带上。夜色里，这些动作显得朴素甚至笨拙，却不让人反胃。宪章给了一个口袋，人们把不知往哪放的东西放进去。但口袋是有拉链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敲铃，“今日表达结束”。人群散开，像被温和地按下了“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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