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湖畔，“生命远景”公司总部那间临时充当软禁室的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长方形会议桌的一侧，坐着洛璃、两名瑞士审计员；另一侧是公司高管、法务，以及两名面无表情的安保人员守在门口。窗外的湖光山色被厚重的防弹玻璃和百叶窗割裂成苍白的条纹，失去了所有生机。
“暂停是暂时的，为了厘清一些程序上的细节。”那位名叫费舍尔的高管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公司完全支持透明合规的审计，但必须确保过程符合所有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尤其是涉及历史数据的复杂产权问题。在总部法律团队与海牙监督委员会达成新的谅解备忘录之前，恐怕需要各位在此稍作休息。通讯工具暂时保管，也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或信息泄露。”
瑞士审计员中较为年长的一位，克恩先生，表达了严正抗议，指出这侵犯了他们作为官方审计人员的权利，且无端扣押违反瑞士法律。法务人员则搬出公司内部紧急风险管理条款和模糊的国际数据纠纷处理原则，进行着滴水不漏的辩护。言语交锋在礼貌的措辞下暗藏机锋。
洛璃几乎没有参与争辩。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目光低垂，似乎专注于手中的纸质笔记——那是她在网络被切断前匆忙打印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技术参数。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耳朵里那枚微型骨传导耳机传来的极其微弱的背景噪音上，以及脑海中反复回忆、强化刚从“Epsilon-7”容器中获取的关键信息：那些“种子”原型代号（Epsilon, Theta, Kappa…），那几个古老的通信中继地址，以及“行为模式引导”实验的冰冷描述。
她需要把情报送出去，但明面的通道已被堵死。卫星终端在进入会议室前已按预案拆卸成无害零件，核心存储芯片藏在她发卡的一个夹层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脑海中的信息与芯片里的数据（“操作手册”及部分日志）传递出去，并确保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撤离。
帝壹那边应该已经启动了应急程序。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公司内部的“清洁工”或“园丁”势力可能随时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尤其是在他们可能已经察觉“Epsilon-7”被短暂访问之后。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会议室内的僵持在继续。洛璃注意到，安娜·科尔没有出现在这里。马库斯也不见踪影。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要么他们也被控制了，要么他们正在别处承受压力。
大约两小时后，会议室的门再次打开，进来的是安娜·科尔。她脸色有些苍白，但神情还算镇定。她走到费舍尔身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转向审计小组：“诸位，情况有些变化。我们刚刚接到海牙监督委员会埃琳娜法官的直接通讯，她对我们单方面暂停审计并限制人员自由表达了严重关切，并要求立即恢复审计小组的通讯自由，同时提议召开紧急四方视频会议，涉及我方、监督委员会、瑞士联邦数据保护局以及国际律师协会的观察员。”
费舍尔的眉头皱了起来。埃琳娜的迅速反应和抬出的阵容，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表明海牙那边不仅收到了警报，而且决定施加高规格的外交和法律压力。
“视频会议可以安排，”费舍尔沉吟道，“但需要时间准备安全的通信线路和协调各方日程。至于通讯工具……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建议在视频会议召开并达成新共识后再行归还。在此期间，我们可以为各位提供不连接外部网络的内部娱乐终端，并改善休息条件。”
这是缓兵之计，但也是让步。至少，外部压力的介入让局面没有继续恶化。洛璃判断，对方的核心诉求可能是拖延时间，以便清理或转移证据，尤其是“Epsilon-7”容器相关的一切痕迹，并评估洛璃到底看到了多少。
她必须利用这个间隙。
在“改善”后的休息室里（实际上是一个有沙发和独立卫生间的宽敞接待室，但仍有安保人员在外看守），洛璃提出了一个要求：由于审计中断，她需要整理已经完成的工作笔记，并手写一份初步的、不涉及核心机密的阶段性技术发现摘要，以备后续会议使用。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公司方面提供了纸笔。
洛璃开始伏案书写。她写下的确实是真实的、经过筛选的审计发现，主要是关于“生命远景”AI平台在数据脱敏、版本控制等方面存在的、可公开讨论的技术瑕疵。但在这些文字中，她利用预先与帝壹约定的、基于特定单词位置和首字母的简单密码，嵌入了关键信息：“Epsilon列表得，地址三，关联旧。通道证实，操作细。马库斯疑助，科尔受压。求稳，待机。”
她将这份“摘要”的每一页都拍照——用的是公司提供的、经过检查的“内部娱乐终端”上的摄像头（该终端无网络功能，但拍照后图像存储在终端本地）。她故意拍了多份，其中一份在拍照时，手指似乎无意地遮挡了部分无关内容，但恰好让嵌入了密码的段落清晰可见。她当着陪同人员的面，将纸质原件交给克恩先生“审阅”，并说：“这是我们可以先行分享的非敏感发现，或许可以在视频会议时作为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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