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国际AI司法公约辩论赛的邀请函就送到了实验室。
烫金的电子请柬在空气中展开三维投影，上面用七种语言滚动显示着赛事信息：第三届全球AI与司法融合公约辩论赛，主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律师协会、新加坡最高法院。地点：新加坡滨海湾会议中心。时间：十五天后。
“他们指名要你参加，”李维将邀请函的详细条款调出来，“代表‘新兴司法实践者’阵营，对阵新加坡国立大学AI法律研究中心的‘未来司法官’团队。”
林默看着对阵表上对方团队成员的照片和简介——清一色的年轻精英，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两个法学学位，外加计算机科学或数据科学的背景。团队首席顾问更是大名鼎鼎的赵明宇教授，全球AI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这是鸿门宴，”老猫断言，“他们想在你亮相国际舞台前，先把你打垮。”
“也可能是想招安，”七叔抽着烟斗，“如果你在国际辩论中表现出色，他们可以给你一个‘特聘专家’的头衔，把你纳入体系。如果你表现糟糕，那就证明透明司法实验不过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洛璃更关心实际问题：“我们只有十五天准备时间。对方研究AI司法多年，我们这边……”她看了看实验室成员，“帝壹算半个AI，零号是初代机，其他人要么是律师，要么是黑客，要么是前雇佣兵。专业辩论经验几乎为零。”
帝壹的四面体在会议桌中央缓慢旋转，光芒流转：“辩论不是我们的长项，但实践是。我们可以把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真实案例带过去，用事实说话。”
“但辩论赛有固定格式，”张三调出往届赛事录像，“分为法律条文阐述、案例模拟对抗、自由辩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评分标准。更重要的是——”她将画面定格在去年的冠军队伍，“他们会让AI助手直接接入辩论系统，实时提供法律条文检索、案例援引、逻辑漏洞分析。相当于每个辩手背后都有一个忒弥斯级别的智库。”
“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王恪提议，“在对方AI助手给出建议时，同步显示建议背后的数据偏差和逻辑预设。”
“那会被视为干扰比赛，”李维摇头，“赛事规则明确禁止在辩论过程中使用‘针对性干扰技术’。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分析，但不能直接投射到对方的系统界面上。”
讨论陷入僵局。
这时，疤脸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摞纸质文件——这在数字时代相当罕见。
“我可能找到了突破口，”他把文件摊在桌上，“去年第二届辩论赛的冠军，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队。但赛后三个月，他们的首席辩手，一个叫陈安妮的女生，突然退学，现在在曼谷一家非政府组织做难民法律援助。”
“这有什么奇怪的？”老猫问。
“奇怪的是退学原因，”疤脸指着文件中的一份医疗记录复印件，“官方说法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健康问题’。但我联系了她在曼谷的同事，对方暗示，安妮是因为在一次模拟辩论中发现了赛事系统的问题，提出质疑后，被团队边缘化，最后被迫离开。”
“什么问题？”
“她没具体说，但提到了一个词：‘历史数据篡改测试’。”
这个词让所有人都警觉起来。
“忒弥斯系统的第二大罪证，”林默低声说，“篡改二战战犯审判记录以测试历史改写能力。”
“辩论赛的系统，可能用了同样的技术，”帝壹的光芒变得锐利，“为了训练AI的‘最优说服策略’，系统可能会悄悄修改案例细节，观察辩手的反应。如果辩手没有发现篡改，就说明这种程度的修改可以被接受。”
“那就不是辩论，是驯化，”洛璃冷冷地说，“训练人类律师接受被修改过的‘事实’。”
“我们需要证据，”李维说，“如果能在辩论现场揭穿这一点……”
“但我们需要先获得参赛资格，”张三提醒，“而按照规则，我们需要先提交一份书面辩论文稿，通过初审才能获得正式邀请。现在这张请柬只是意向邀请，不是最终确认。”
林默看向那摞文件，突然有了主意。
“我们不提交传统文稿，”他说，“我们提交一份‘动态案例集’——把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在处理的真实案件，做成可交互的模拟辩论场景。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司法不是在真空里辩论条文，而是在泥泞中寻找正义。”
“但那些案件大多琐碎、混乱、充满矛盾，”王恪担心，“没有经典案例那么漂亮。”
“那就对了，”帝壹说，“司法本来就不是漂亮的。它是混乱的，是矛盾的，是充满妥协的。如果AI司法只能处理干净案例，那它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人类。”
计划就此定下。
接下来的十天，实验室全员投入准备工作。林默和洛璃负责筛选案例，最终选定了三个正在实验区审理的案件：一个是关于邻里噪音纠纷，但背后涉及移民身份问题；一个是小额债务纠纷，但牵扯出高利贷团伙；还有一个是家庭遗产分配，但遗嘱的真伪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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