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啦国与柬埔国交界的边境线上，一座孤零零的哨所，编号BS-7，此刻已成为一座微缩的地狱。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与潮湿的泥土气息、腐烂的植物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专属于死亡的恶臭。
英吉帝国皇家陆军少校，阿瑟·汤普森，正站在这片地狱的几何中心。他是一个典型的帝国军官，身高超过六英尺，身形挺拔，仿佛脊椎里嵌着一根钢条。那身为了适应热带气候而特制的卡其色军官制服，尽管沾染了清晨的露水，却依然保持着熨烫后的笔挺线条，与周围泥泞、血污、混乱的环境形成了一种荒诞而尖锐的对比。
他的金发在潮湿的空气中紧贴着头皮，而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此刻找不到一丝血色。他的胃在剧烈地痉挛，早餐时喝下的那杯苦涩的红茶正在他的食道里灼烧般地逆流，但他强迫自己站得笔直，如同一座矗立在废墟中的纪念碑。他用那双一向以冷静沉着着称的灰色眼眸，如同手术刀般，一寸寸地剖析着眼前的惨状。
十几具尸体，曾经都是他麾下鲜活的士兵，如今以一种极度扭曲和痛苦的姿态，横七竖八地倒在哨所内外。他们不再是昨天傍晚还在篝火旁，用跑调的口音唱着《英吉帝国进行曲》的年轻人，而是一堆被暴力撕开、迅速冷却的血肉。
丛林里的苍蝇是第一批发现这场盛宴的宾客。它们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声，成群结队地盘旋着，像一团团移动的黑云，贪婪地起降在那些暴露的内脏和已经开始发黑的凝固血块上。汤普森的目光，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扫过了一张年轻得过分的脸。
那是个名叫比利的小伙子，来自利浦的码头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笑起来会露出一口不太整齐但很洁白的牙齿。就在上个星期，比利还曾神秘兮兮地凑到汤普森面前，献宝似的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的照片，向他展示自己那位远在故乡的未婚妻。照片上的姑娘有着雀斑和灿烂的笑容。“等战争结束，少校，”比利当时说，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我就回家娶她，在安菲尔德路边开一家小小的炸鱼薯条店。”
此刻，比利的双眼依然圆睁着，但那里面所有的光彩都已熄灭，只剩下空洞，死寂地倒映着头顶那片被树叶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灰色天空。他的胸口，那个曾经装满了梦想和爱情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巨大而狰狞的窟窿，几根断裂的肋骨白森森地戳出体外，仿佛在无声地质问着这个冰冷而残酷的世界。汤普森仿佛能听到那个利物浦姑娘心碎的声音，跨越了半个地球，在这片异国的丛林里回响。
“少校……”
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将汤普森从短暂的恍惚和尖锐的刺痛中拉了回来。是军医罗伯特·埃文斯。埃文斯医生是个头发花白、身形微驼的老兵，粗糙的双手见证了他丰富的履历。他参加过布尔战争，在索姆河的泥潭里包扎过伤员，见惯了各种形态的死亡。但即便是他，此刻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也只剩下比死人多不了多少的血色。他的双手戴着乳胶手袋，上面沾满了暗红色的、已经半干的血污，正在小心翼翼地对比利的尸体进行初步检查。
“是樱花国人的手笔，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埃文斯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只有一种陈述事实的疲惫。他用一把医用镊子，极其小心地从比利胸腔内，那截断裂的肋骨之间，夹出了一枚已经严重变形、深深嵌入骨骼的弹头。
他将弹头放在一块白色的纱布上，那金属的残骸在灰暗的光线下闪烁着不祥的光泽。“你看，标准的7.7毫米步枪弹头，铜被甲，铅芯。弹头底部的形制和重量，符合我们情报手册里的一切描述。这是他们‘樱花式’步枪的改进型，或者是‘樱花式’轻机枪的子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处理过太多这种该死的伤口了。”
埃文斯站起身，疲惫地揉了揉后腰，然后指向不远处另一具俯卧在泥水中的尸体。“再看那个，哨兵哈里斯。喉咙处的切口，平滑、深邃，一刀毙命。凶手下刀的角度和力度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瞬间切断了他的颈总动脉和气管，让他连一声警报都发不出来。还有那边那个，中士麦克格雷格，刺刀从他左侧第四根肋骨下方刺入，直抵心脏，位置分毫不差。这不是丛林里那些拿着生锈砍刀的土匪或者本地游击队能做到的。这种效率和精准度，是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苛训练，将杀人变成一种本能的产物。这是正规军，而且是他们之中最精锐的那一批。他们知道人体的每一个要害在哪里，并且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
汤普森的拳头在身体两侧捏得咯咯作响，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白色。他的呼吸变得粗重，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灼热的怒火。他没有顺着埃文斯的手指去看那些致命的伤口，那些细节只会让他的怒火燃烧得更加不受控制。他强迫自己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投向那道由几根简陋木桩和一道象征性的铁丝网构成的边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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