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从之前的消沉和委屈中，慢慢挣扎了出来。
脸上那种明媚飞扬的神采虽然尚未完全恢复，但那种沉静的、略带疲惫的温柔中，开始透出一股柔韧的力量。
她来院里的次数似乎多了些，和傻柱在一起时，话也多了些。
有时是她说广播站的趣闻，傻柱嘿嘿笑着听。
有时是傻柱眉飞色舞地讲他又发明了什么新菜式，于海棠安静地听着，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偶尔会轻声提一两个问题，或者给点建议。
两人站在一起说话时，虽然依旧保持着这个年代男女交往应有的距离，但那种眼神交汇间的默契和流淌的暖意，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三大爷阎埠贵依旧热衷于他的算计和消息打探。
对王建国获奖的事，他表现出了持久的热情，每次见到王建国，总要“关心”几句“部里最近有什么新精神”、“领导对咱们基层工作有什么新指示”。
王建国总是客气而疏离地应付过去，绝不多说一个字。
阎埠贵似乎也察觉到了王建国的态度，热络中便多了几分讪讪。
转而将更多的算计精力，投向如何利用院里各种资源。
比如谁家有多余的工业券，谁家需要找泥瓦匠，谁家孩子要上学，来为自己谋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
二大爷刘海中则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
他发现，自己“二大爷”的身份，在经历了贾家风波和王建国高升之后，似乎越来越缺乏实际的影响力。
易中海彻底不管事了，院里的大小事务，只要不闹到街道，基本处于一种自治状态。
傻柱和于海棠谈恋爱，不会来请示他。
许大茂弄来稀罕东西炫耀，也不会分给他。
就连阎埠贵算计点什么，也多是私下进行，很少再把他这个二大爷当回事了。
这让他感到一种权力失落的憋闷。
他开始更频繁地在家里教育两个儿子，试图通过对家庭的严格管理来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刘光天、刘光福兄弟俩对他越发阳奉阴违。
他也更热衷于在各种场合，背诵最新的社论和精神，试图用这种政治正确来彰显自己的觉悟和水平，但往往只能引来旁人敷衍的附和或不以为然的目光。
一大爷易中海变得更加深居简出。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屋里，或者坐在门口闷头抽烟，眼神复杂地望着这个他曾经试图掌管的院子，望着那些熟悉而又似乎越来越陌生的面孔。
秦淮茹的病，傻柱的挣扎，于海棠的隐忍，王建国的出息，许大茂的嘚瑟，院里人情的冷暖变迁……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
仿佛一个被时代浪潮抛在岸边的老水手，眼睁睁看着新的船只扬帆远航，自己却只能守着破旧的码头，咀嚼着过往的荣光与失落。
他偶尔会和下班回来的傻柱打个照面，傻柱会客气地叫一声“一大爷”，他点点头，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或者一句干巴巴的“回来了？”，便再无他言。
那种曾经试图维系长辈权威和院里道义的愿望，在现实的冲击和年轻一代各自的选择面前，已经破碎得拾不起碎片。
后院。
许大茂和娄晓娥的生活，维持着一种表面的、脆弱的平静。
许大茂依旧隔三差五能弄回点稀罕物，有时是包装精美的糖果，有时是市面上少见的布料，有时甚至是一两本印着繁体字的旧小说。
他在人前，尤其是在傻柱面前，腰杆挺得笔直，说话时下巴微微扬起，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他会“不经意”地提起，又帮哪个领导办了事，又和哪个“有门路”的朋友喝了酒，仿佛自己已经跻身于某个更“高级”的圈子。
但在家里，在娄晓娥面前，那种刻意的讨好、隐隐的掌控欲，以及因自身出身和现状而产生的某种不自信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难言的气氛。
他会给娄晓娥买漂亮的头巾，会说些从书上看来的、略显生硬的“文雅”话，但娄晓娥的回应往往只是淡淡的“嗯”、“好”、“放着吧”。
她的安静和疏离，像一堵无形的墙，将许大茂那些浮夸的热情和炫耀隔绝在外。
娄晓娥的变化，是缓慢而持续的。
她不再将自己完全封闭在那两间粉刷过的屋子里。
天气晴好的午后，她会搬把椅子，坐在后院能晒到太阳、又能看到中院部分情景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并不总是看，更多的时候，只是安静地坐着，像在观察，又像在等待什么。
她开始更自然地参与一些院里的公共事务，比如轮到她家清扫中院时，她会拿着扫帚，认真地清扫自己负责的区域，虽然动作依旧不那么利落。
她会在公用水池边遇到于海棠时，点头致意，在于海棠回应时，回以一个清淡而礼貌的微笑。
有一次，中院刘家的两个孩子打架，哭闹着滚在地上，大人一时没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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