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长生皱起了眉，问陈桂兰：“然后呢？”
陈桂兰低声回答：“我那时候又羞又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声张，也不敢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早上，沈先生酒醒了，他看到我却没有提起前一晚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随后几天也是这样，这件事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过去了，我们俩依旧是雇主和保姆的关系。
再加上没过几天，沈夫人就病逝了，我也就回了老家。”
“那时候，我的丈夫还在家里，我们的感情也还算和睦，所以，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也没有多想。”
“九个多月后，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我一直以为，这个儿子就是我和我丈夫的，从来没有怀疑过，就这样，七八年过去了，儿子也渐渐长大了。”
陈桂兰顿了顿，眼泪又流了下来：“可直到近些年，儿子越长越大，我才发现，他的脸型、眉眼，甚至是性格，都完全不像我的丈夫。”
“反而，他和沈先生越来越像，这时候，我才想起了八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心里开始怀疑，这个儿子，可能不是我丈夫的。”
“正好在前不久，沈先生被查出了胰腺癌，医生说，他的时间不多了，我当时就慌了，立刻意识到，我必须尽快确认，我的儿子到底是不是沈先生的。”
“毕竟，如果他是沈先生的骨肉，如果沈先生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儿子，或许会给他留一份财产，也能让他以后的生活有个保障。”
“于是，我就借着自己是沈先生保姆的便利，偷偷收集了他的头发丝、唾液等，又取了我儿子的完整头发丝，托了一个熟人，把这些东西一起送到了专门的亲子检测中心，做了亲子鉴定，等待检测结果。”
她说到这里，把手伸入口袋，掏出了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白纸，然后小心地展开，递给了许长生。
“检测结果，恰好就在我们去老崂山野营的前一天下来了，报告上写得很清楚，沈先生和我的儿子，确实是父子关系。”
说到这里，陈桂兰哭得更加厉害了。
许长生的目光落在检测报告的结论上，看到上面清晰地写着：经DNA分析，累积亲权指数（CPI）为 1.27×10?，亲权概率（RCP）为99.9999%，支持样本A为样本B的生物学父亲。
于是他问陈桂兰：“你把这个检测结果告诉沈振邦了吗？”
陈桂兰点点头：“告诉了，就在他遇害前一个晚上找我谈话的时候，他得了那样的病，我必须告诉他了。”
“那么他当时什么反应？”
“他当时的反应，先是疑惑，然后和我一样，又惊又喜，拿着检测报告，反复看了好几遍，一再让我保证，没有说谎，没有骗他。”
“我当时还对着他发了誓，说我说的都是真的，绝对没有骗他，他这才相信了我，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但他还是很谨慎，说这件事太大了，不能马虎，需要他亲自监督，再做一次DNA验证，确保结果没有问题。”
“为此，他还特意跟我说，他决定，第二天下午就结束野营，带着我们所有人，一起返回家里，让我把我儿子接来，尽快安排第二次DNA验证的事情。”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就被人谋害了，还没来得及看到第二次验证的结果，还没来得及认下自己的儿子，就这么走了。”
陈桂兰一边哭，一边诉说着，语气里满是悲伤和愧疚：“是我害了先生，一定是有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不想让他们父子相认，怕他把家产交给他的儿子！”
许长生也觉得陈桂兰的猜测不无道理，于是问：“陈女士，你有没有把这件事跟别的人提起过？”
陈桂兰用力摇头：“没有，除了沈先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就是帮我去做DNA检测的熟人也不知道这两份送检的东西是沈先生和我儿子的。”
许长生又问：“那么沈振邦有没有把要尽快结束野营，返回家里安排他和你儿子做DNA检测的事情告诉过别人？”
陈桂兰皱着眉想了一会，然后回答说：“应该没有，沈先生还提醒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许长生想了想又问：“案发前一晚，你是第几个和沈振邦谈话的？”
“最后一个。”
“那沈先生随后还有没有反过来再找前面谈过的人谈过话？”
“这，这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返回了自己的帐篷。”
“那么第二天早上沈振邦有没有在吃早饭或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提到过这事？”
“没有，一句也没提，但他的心情明显很好。”
“他吃过早饭后进自己帐篷休息了，直到沈小希去叫他出来晒太阳，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人进过他帐篷？”
陈桂兰再次陷入回忆，随后还是摇头：“没有，我们其他四个人当时都在帐篷外，要么聊天，要么收拾东西，没有人进入过沈先生的帐篷。”
虽然从陈桂兰的话里暂时看不出她和沈振邦的谈话内容是不是泄露了，但从沈振邦这么巧合的被杀来看，许长生认为这种可能性十有八九。
凶手一定是知道了这个消息，知道沈振邦必然会为这个突然降临的儿子修改遗嘱，所以就提前下手，谋害了他。
这样一来，凶手的行凶动机，就更加清晰了——为了争夺沈振邦的遗产，害怕沈振邦修改遗嘱，影响自己的利益。
只要沈振邦一死，一切都以他死前立下的遗嘱为准！
想到这里，一股凉气从脊背升起，许长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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