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南岸的芦苇荡里，李砚的脸颊贴着湿润的泥土，伪装布上的枯草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他的“复兴二式”步枪架在芦苇丛的缝隙间，准星死死锁着三百米外清军战壕里的一道黄色身影，那是一名镶蓝旗的把总，正站在战壕边缘，挥舞着马鞭训斥士兵，腰间的黄铜腰牌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像在给狙击手标注“目标”。
这是李砚今天盯上的第三个目标。作为“猎鹰小队”的王牌射手，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敲掉清军的“脑袋”，从千总到把总，从传递命令的旗手到调整火炮的观察员，凡是能让清军指挥链运转的关键角色，都是他的猎杀对象。
风从芦苇荡里吹过，带着淡淡的水汽，刚好掩盖了步枪击发时的轻微声响。李砚缓缓呼气，指尖在扳机上轻轻一扣——“砰”的一声轻响后，三百米外的清军把总身体猛地一僵，马鞭脱手飞出，人直挺挺地倒在战壕里。周围的清军士兵愣了两秒，才爆发出惊恐的叫喊：“把总死了！又是那个‘无声死神’！” 有人想探头查看，被身边的同伴死死按住：“别抬头！一抬头就被打穿脑袋！”
这样的场景，在淮河南岸的百余里战线上，每天都在上演。赵罗将“猎鹰小队”的五十名狙击手全部分散，每两人一组，潜伏在清军前沿阵地的各个角落，芦苇荡、土坡后、烧毁的村落残骸里，甚至是清军遗弃的帐篷顶。他们像一群耐心的猎手，用“复兴二式”步枪的无烟特性和精准射程，一点点切断清军的指挥神经。
东路清军的战壕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半天时间，他们连损三名军官：千总在视察阵地时被冷枪放倒，接替指挥的把总刚喊出“都听我命令”就中枪身亡，现在连敢站出来主事的低级军官都找不到了。一名马甲被士兵们推出来临时指挥，刚哆哆嗦嗦地想爬上战壕观察，就被远处的狙击手打穿了肩膀，吓得他连滚带爬地缩回战壕，哭着喊：“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
旗手和号手的处境更惨。清军传递命令全靠旗语和号声，可旗手一竖起旗帜，就成了狙击手的“活靶子”，上午东路清军有两名旗手，一名刚把旗帜举过战壕就被爆头，另一名学乖了，把旗帜藏在战壕里挥动，却被穿透力极强的“复兴二式”子弹击穿战壕土墙，当场殒命。号手也好不到哪去，号声刚响，子弹就跟着来了，不到中午，东路清军的号手就只剩一名，还吓得把号嘴都咬变形了。
最要命的是炮兵观察员。清军的青铜炮本就射程不及复国军的“雷震”炮，全靠观察员在前沿指引射击方向，可观察员一露头，就会被狙击手盯上。西路清军的一门火炮，因为观察员接连被射杀，失去了目标指引，只能盲目朝着复国军阵地开炮，炮弹要么落在空地上，要么炸到自己人的战壕里，最后炮兵们索性把炮口对准天空，与其瞎打误伤，不如装装样子。
“无声死神”的传说，在清军中像瘟疫一样蔓延。士兵们之间流传着各种版本：有的说复国军有“千里眼”，能在三里外看清人的脸；有的说他们的枪里装着“索命符”，只要被盯上就跑不掉；还有的说这些狙击手是“鬼兵”，白天藏在土里，晚上飘在天上，根本抓不到。恐惧像藤蔓一样缠住每个清军士兵的心脏，他们白天不敢抬头，晚上不敢点灯，连吃饭都要蹲在战壕的角落里，生怕哪里飞来一颗子弹。
多铎在中军帐里，看着前线送来的伤亡报告，气得浑身发抖。报告上写着：一天之内，前线军官折损十七人，旗手六人，号手四人，炮兵观察员五人，而复国军的伤亡数字几乎为零。更让他崩溃的是，不少部队因为没人指挥，已经停止了进攻，甚至有士兵开始偷偷逃跑。
“这群废物！连几个狙击手都对付不了！” 多铎一脚踹翻案几，却也知道光发火没用。他盯着地图，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传我命令！所有军官立刻摘下腰牌、卸下盔甲上的显眼标识！指挥时不许站在高处，每刻钟更换一次指挥位置！” 他以为这样能让狙击手找不到目标，却没想到，这道命令反而让清军的指挥彻底乱了套。
命令传到前线，清军军官们纷纷摘下腰牌，有的甚至把盔甲都脱了，穿着普通士兵的号服指挥。可问题来了：士兵们认不出谁是军官了，之前靠腰牌和盔甲分辨指挥者，现在大家穿得都一样，喊命令时没人响应，有的士兵甚至把路过的军官当成普通战友，还催着他“快躲好，别被死神盯上”。
更混乱的是“每刻钟换指挥位置”。一名把总刚在战壕东头布置好防守，还没等士兵们行动，就到了换位置的时间，他跑到西头继续指挥，可西头的士兵根本不知道东头的部署，两边行动完全脱节。有的军官换位置时没跟士兵打招呼，士兵们以为指挥官又被射杀了，直接乱作一团。
复国军的狙击手们，很快就适应了清军的新花样。他们不再盯着腰牌和盔甲，而是通过动作判断：谁在战壕里来回踱步、谁在跟士兵比划手势、谁手里拿着指挥刀（哪怕藏在背后），谁就是军官。李砚就靠这个办法，在下午又猎杀了两名“换装”的清军把总，其中一名刚换完位置，正弯腰跟士兵说话，就被李砚从侧面开枪击中，连怎么暴露的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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