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
杨家的小楼里，一片寂静。
杨伟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被子是妈妈上个月刚弹过的新棉花，暄软厚实，盖在身上暖乎乎的。这年头，能盖上新棉花被子的人家可不多。轧钢厂中层干部家庭，到底跟普通工人家不一样。
可就是这么舒服的被窝，他愣是睡不踏实。
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两个小人正在打架。
一个小人说，杨伟，你疯了吗？那可是你爸书房的钥匙！偷拿家里的东西，被发现了，你爸会打死你的！
另一个小人立刻反驳，怕什么！富贵险中求！你想想那群信鸽，一只二十块！水塔上最少有十几只！那就是几百块钱！有了这笔钱，你就是轧钢厂子弟小学唯一的王！
“副会长！”
“你拿大头！”
棒梗白天说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边回响，好像有魔力一样。每一个字，都敲打在他那颗虚荣又贪婪的心上。
杨伟把被子蒙在头上，闷闷地喘了几口气。
他不是没偷过东西。
小时候，他趁妈妈不注意，从厨房的糖罐子里偷过两块水果糖。那次没被发现。他还偷偷从爸爸挂在衣架上的中山装口袋里，摸走过五分钱，去胡同口买了根冰棍。那次也没被发现。
可那些都是小打小闹。
五分钱，两块糖。
这回不一样。
这回是水塔的钥匙。
那钥匙在爸爸书房的抽屉里锁着呢。
想到“书房”两个字，杨伟心里就发虚。
他爸杨福生，轧钢厂车间副主任，平时在家话不多，但脾气上来了，谁都拦不住。有一回杨伟考试没及格，他爸抄起门后的笤帚疙瘩，把他撵得满院子跑。他妈在后面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头！”他爸硬是追出去两条胡同，把笤帚都打散了架，才喘着粗气停下来。
那顿打，杨伟现在想起来屁股还疼。
要是让他爸知道他偷了书房抽屉里的钥匙……
杨伟打了个哆嗦。
不行，不能想这个。越想越怂。
可不想也不行，他脑子里自动就冒出来他爸那张黑脸。
他把被子从头上掀开，盯着天花板，大口大口地吸着凉气。
窗外头，远处的胡同里传来打更的梆子声。“笃——笃笃——”是二更天了。
整个杨家都安静下来了。
妹妹杨红在隔壁房间，早就睡了。他妈也睡了。
就剩他一个人，跟自己较劲。
杨伟侧过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里面塞着一个铁皮铅笔盒，是他最值钱的宝贝。打开盖子，里头搁着三张玻璃弹珠、一个弹弓皮筋、两根铅笔头，还有七分钱硬币。
七分钱。
他全部的家当就值七分钱。
再想想棒梗的话——“一只鸽子，二十块。”
二十块啊。
他爸一个月工资才七十多块钱。一只鸽子就顶他爸好几天的工资。
水塔上面，最少十几只。
杨伟咽了口唾沫。
他把铅笔盒塞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贴着一张旧报纸，是他爸糊上去防灰的。报纸上的字，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方块。
他闭上眼睛，想强迫自己睡觉。
可棒梗的声音又钻出来了。
“杨伟，你要是能搞到水塔钥匙，你就是兄弟会的副会长。”
“往后咱们卖了鸽子，你拿大头。”
“全校谁不得叫你一声伟哥？”
伟哥。
杨伟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
他在学校里，一直都是不上不下的那种人。说好听了叫普通，说难听了就是没人搭理。那些家里条件好的同学，手里有弹簧刀、有连环画、有铁皮青蛙，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帮小跟班。他呢？什么都没有。顶多就是个“杨副主任的儿子”，可杨副主任是谁，同学们谁在乎？
直到棒梗找到他。
说实话，一开始杨伟是有点看不上棒梗的。那小子住南锣鼓巷四合院，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妈还被罚去掏大粪。在学校里，棒梗的名声可不怎么样。
可棒梗这人有一样本事——他特别会说话。
不是那种文绉绉的说话，是那种让你觉得，跟他混，有前途的那种说话。
他能把偷鸽子说成“干大事”。他能把卖赃物说成“做买卖”。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亮堂堂的，带着一股子邪劲儿，让你不知不觉就被他带着走了。
“兄弟会”这三个字，更是让杨伟心里痒痒。
他从来没加入过什么组织。少先队不算，那是人人都有的，不稀罕。兄弟会不一样。兄弟会是棒梗搞的，人数少，门槛高，进去了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这三个字太有分量了。
杨伟又翻了个身。
他的心跳越来越快，好像有个小锤子在胸口咚咚咚地敲。
干不干？
干不干？
他想了想今天下午的事。
放学的时候，棒梗把他拉到学校后面的墙角，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杨伟，我跟你说个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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