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院高干病房特有的宁静，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世间的喧嚣与纷扰隔绝在外。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鲜花和营养品的清香，形成一种独特而略显沉闷的气息。阳光透过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宽大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明亮而温暖的光斑，却驱不散房间里那种与生命脆弱相关的沉郁。
高育良半躺在摇起了床头的病床上，身上盖着柔软的白色薄被。仅仅几天时间，他仿佛苍老了许多，往日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显得有些蓬松灰白，脸色是病态的苍白，眼窝深陷，嘴唇缺乏血色。手背上贴着留置针，透明的药液通过细细的软管，一滴一滴缓慢地流入他的血管。心电监护仪在床头发出规律而轻微的“嘀嗒”声，屏幕上跳动的曲线，是他生命仍在延续的证明，也无声地提醒着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躺在这里的是一位刚从鬼门关被拉回来的病人。
吴惠芬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正用小刀仔细地削着一个苹果，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垂落下来。她的动作轻柔而专注，仿佛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但她偶尔投向丈夫的目光里，充满了难以掩饰的忧虑和心疼。
病房的门被轻轻敲响，然后推开。祁同伟走了进来。他今天穿得比平时略显休闲，深色的夹克代替了常穿的西装，但依旧挺拔、沉稳。他手里没有像其他探病者那样捧着鲜花或果篮，只是空着手，但身后跟着的秘书手中提着一个公文包，暗示着他公务的繁忙。
“老师，”祁同伟走到床前，声音放得很低，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感觉好些了吗？” 他的目光快速而专业地扫过监护仪屏幕上的数据，然后才落到高育良脸上。
高育良微微动了动，想要坐直一些，吴惠芬连忙放下苹果，起身帮他调整了一下靠枕。“同伟来了，”他的声音有些虚弱，带着大病初愈的沙哑，“好多了，就是浑身没力气。坐吧。”
吴惠芬给祁同伟搬了把椅子放在床边合适的位置，又用眼神示意秘书可以暂时在外面等候，然后她轻声对高育良说：“你们聊，我出去看看药配好了没有。” 她是个极有分寸的女人，知道丈夫和学生之间，必然有重要的话要说，她留在这里并不合适。她轻轻带上了病房的门，将空间留给了这对关系复杂、即将完成权力最终交接的师生。
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监护仪的“嘀嗒”声和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背景音。
“这几天，辛苦你了。”高育良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看着祁同伟，眼神复杂，有关切，有感慨，或许还有一丝更深层、难以言喻的情绪，“省委那边，千头万绪，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祁同伟身体微微前倾，语气诚恳，“您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养病，把身体彻底养好。省委那边一切都好，同志们都很团结，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推进，没出什么乱子。几个重大项目的进度，我都盯着，您放心。” 他简要地汇报了几项关键工作的进展，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显示出绝对的掌控力。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脸上露出一丝似是欣慰，又似是怅惘的表情。“嗯，你办事，我向来是放心的。”他轻轻叹了口气，目光转向窗外明晃晃的天空，仿佛在回忆什么，“时间过得真快啊……想起你刚分配到政法系，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报到时的样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
祁同伟的嘴角也牵起一丝淡淡的、带着追忆的笑意：“是啊，那时候懵懵懂懂，多亏了老师您一路的提点和教诲。”
“提点……教诲……”高育良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词，目光重新聚焦在祁同伟脸上，变得深邃起来，“同伟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学生。看到你今天能够独当一面，撑起汉东这片天，我……很欣慰。”
他的语气很真诚，但随即，话锋悄然一转，带上了一种语重心长的、仿佛临终托付般的沉重。
“但是，”高育良的声音更低了一些，却更加清晰，“位子越高，权力越大，脚下的路就越要踩稳，每一步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深渊”两个字，他咬得略微重了一些，那双因疾病而略显浑浊的眼睛里，骤然闪过一丝属于昔日那位精明政客的锐利光芒，仿佛要穿透祁同伟沉稳的外表，直视他内心深处。
祁同伟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任何闪躲，脸上的表情是惯有的沉稳和坚定：“老师的教诲，我时刻铭记在心。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责任，不是私器。我一定会慎独慎微，依法依规办事，绝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绝不敢有负汉东的百姓。”
这番话滴水不漏，是标准且正确的表态。
高育良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钟，那锐利的光芒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混合着疲惫、洞察与一丝无可奈何的落寞。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仿佛不是在否定祁同伟的话，而是在否定某种更深层次的、无法言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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