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的瞬间，苏霓眼中的冷静迅速化为一道锐利的光。
她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召集了所有核心团队成员，包括正在和场地沟通的陆承安。
“座谈会形式更改，”她开门见山，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改为‘开放式听证’。”
这个词让所有人一愣。
苏霓的手指在桌面上轻点，仿佛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现场设置两支立式麦克风。一支，面向我们所在的讲台。另一支，放在观众席的正中央。规则只有一条——任何人，只要他想说，就可以站到麦克风前，我们只负责倾听。”
陆承安的反应最快，他瞬间明白了苏霓的意图。
这不是一场研讨，这是一次引爆。
他沉声补充：“我来拟定《临时议事规则》，核心三点：不打断、不评判、只倾听。我们要创造一个绝对安全的言论场。”
消息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那个下午，文化局的报名电话被打爆了。
后台的线上报名系统几度因为瞬间涌入的流量而崩溃。
原定三百人的礼堂，报名人数在短短一天内，就超出了预期的五倍。
更引人注目的是，报名信息中，有十余位市民在备注栏里写下了同样沉重的理由——寻找在当年知青安置浪潮中失联的亲人。
座谈会前两天，赵小芸带着几个年轻同事去周边的老社区张贴补充海报。
在街道办事处门口，她看到杨老太太正颤巍巍地领着一群年纪相仿的老人，在一个临时设立的“寻亲信息登记点”排队。
队伍很长，阳光将老人们的影子拉得萧索。
赵小芸的目光无意间落在了其中一位老奶奶手中紧紧攥着的东西上——那是一张边缘已经磨损、整体泛黄的黑白照片。
她下意识地凑近了些，只见照片背面，用早已褪色的钢笔字迹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小雨妹妹，别忘了家门钥匙还在窗台。”
那行字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赵小芸的心里。
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在她脑中成型。
她立刻冲回办公室，气喘吁吁地找到苏霓：“苏姐！我有个提议！我们可以在会场入口设立一面‘名字墙’！”
她比划着，脸上因激动而泛红：“用小小的磁贴，让每一个到场的人，都可以写上一个他们希望寻找，或者希望回应的名字！让那些沉默的名字，被所有人看见！”
苏霓的给那些无法、或者不敢亲临现场的人，一个表达的机会。”
这个决定，如同投入深潭的又一块巨石，再次激起无声而巨大的涟漪。
座谈会前的最后一夜，办公室灯火通明。
负责设备最后调试的值班编辑老张去茶水间倒水，路过资料室时，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又落寞的身影。
是许文澜。
她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来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人站在巨大的档案架前。
她手中捧着的，正是那本引发一切风波的《回来的人》最原始的采访手稿。
老张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躲在门后。
灯光下，许文澜的侧脸显得异常苍白。
她纤细的手指抚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最终停留在了一处关于“身份认同创伤”的采访笔记旁。
那段笔记，详细记录了一个被送养的孩子成年后，即便生活优渥，内心却始终无法摆脱被抛弃感的痛苦。
许文澜凝视着那段文字，许久，她从包里摸出一支笔，在笔记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极小的字。
老张离得远，看不真切，但他能感觉到她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等她走后，老张按捺不住好奇，走进去查看。
只见那行小字如同一道泣血的伤疤，刻在纸上：“我不是恨他们把我送走，是恨没人告诉我为什么。”
老张的心重重一沉。
他沉默地站了许久，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位。
他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将此次座谈会所有设备的录音备份盘里，多拷贝了一份完整的录音包，然后用标签机打上了一行字：仅供个人回溯。
座谈会当日，天降倾盆大雨。
雨点砸在文化局礼堂的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在为这场注定不凡的集会擂鼓。
礼堂内，座无虚席，连两侧的过道都站满了人。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压抑，又混杂着强烈期待的复杂气息。
摄像机冰冷的红点在人群中无声地扫视，记录下每一张或紧张、或茫然、或悲伤的脸。
苏霓一身简洁的黑色套装，站在讲台前。
没有冗长的开场白，她只是简单阐述了规则，然后用一种近乎平静的声音宣布：“现在，任何人，如果你有话想说，请走向你面前的麦克风。”
全场一片死寂。人们互相张望着，似乎都在等待第一个勇敢的人。
就在这时，一阵拐杖触地的笃笃声，打破了寂静。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的来源。
是杨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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